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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江湖：在主流社会打出个民间社会
将郭德纲的相声称作“江湖相声”，还不仅仅基于以上的原因。远在郭德纲成名之前，德云社内部的组织形式，和郭德纲在舞台上表现出的“尊老爱幼”(帮衬前辈，提携晚辈)的班主作派，就已经颇显传统班社的传承。及至相声元老常宝华先生不惜以师爷之尊为德云社捧场，和郭德纲拜侯跃文为师而终于得进“侯门”，一个独立于官方“曲协”而存在的“相声江湖”也俨然成型。而从坊间对德云社内部利益纷争的猜测、传说，到郭德纲曾经的铁哥们儿徐德亮离开郭德纲和德云社，都可看出这个越来越完整的“江湖”，几乎全盘继承了以往江湖的所有优点和缺点，既生机勃勃，又门规森严，既相互提携，又竞争倾轧。
或许让许多郭德纲的“粉丝”略感失望的是，爆红之后的郭德纲，其作派、言辞，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浓厚的“江湖气”。与同为相声演员的汪洋发生矛盾时出口伤人、因藏秘排油“代言门”受到舆论批评时拒不认错、与娱乐界著名的“大嘴”宋祖德脏话迭出的对骂，都让人看到了在舞台上风度翩然的形象之外，另一个有点油、有点痞、有点“青皮”、有点“滚刀肉”的郭德纲。
应该说，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的形象并不怎么讨人喜欢，但站在郭德纲的角度想想，倘不如此，他又能如何呢?如果没有一套“自以为是”的价值系统支撑，他如何能在一片惨淡中苦苦支撑十年?如果没有一副刀枪不入的“青皮”姿态，他又如何能在主流相声界的排挤、不屑中走到今天?江湖的自由，本来就来自于与主流的自绝。因此，郭德纲充满江湖气的嚣张作派，既是中国民间社会再次得到发育的表征，也是为江湖扩张声势，在主流社会的缝隙间打出一片天地的重要力量。
当然，今天的江湖，绝非郭德纲一人之力而打造、支撑。由于郭德纲的名声日隆，外人获得的印象，似乎是他在以一人之力独自肩负着振兴曲艺的重任。诸如延请天津老艺人进京举办鼓书专场、与京城后进相声团体建立“相声联盟”等举措，都在强化着这样的印象。但走进天津谦祥益茶楼，却不难发现天津曲艺土壤的丰厚，与郭德纲进京成名之间，其实有另外一种因果关系。况且由郭德纲和一干师兄弟的年龄推算，他们拜师学艺的年代，恰是新派相声当道、传统相声衰微之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迈过新派相声的阻隔，直接向隔着辈儿的相声传统学习，可见表面看来濒于绝境的曲艺，其实一直暗中有香火传承，就像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一直没有被彻底窒息，只待时机和气候合适，便迅速恢复其强旺的生机。
周立波：落寞的市民社会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有新近日见走红的“海派清口”创始人和唯一演员周立波为证。如果说郭德纲的走红，印证了北方京派市民文化的勃兴，周立波的走红，则宣布了南方海派市民文化的复活。尽管从创始之日起，周立波便不断强调“海派清口”的“高雅”和“层次”，但就连“海派清口”的命名，也是借相声、二人转的“荤口”、“浑口”而得名，“海派清口”的真正属性也就不难判断。其实从创始之日起，周立波就清楚地知道他将与之为伍，而所谓“吃大蒜的和喝咖啡的”刻薄之论，除了后生向前辈的挑衅骂阵之外，不过是延续了“京派”与“海派”之间迁延近百年的趣味之争。郭德纲的长衫、光头，承续了京城老派艺人的作派，周立波的笔挺西装和清爽“头势”，则直接抄袭了上海“老克拉”的风度。就此而言，郭德纲和周立波各有传承，但所干的基本是同一件事情，即都在顺应市民社会复兴的基础上，成为一方市民文化的代表人物。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内在差异，决定了郭德纲与周立波的不同。周立波动辄以“30年”为时限对中国社会众生相作出的调侃和反思，其视野之开阔和思考之完整，均有郭德纲所不及，尤其是包括对国家领导人的“戏仿”在内的政治波普，更多地传承于西方现代传媒的脱口秀节目，而非中国市井文化的传统。同样是嬉笑怒骂，周立波“笑侃”系列透露出的现代意识和公民意识，为郭德纲作品塑造的市民形象所不具备。遗憾的是，一方面是周立波无时不刻意强调的优越感，阻碍了其作品传播的“北伐”脚步，另一方面则是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区对海派文化的拒斥，使海派文化至今很难走出其“孤岛”的尴尬。同是市民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和西化的海派文化，却总是在赵本山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和郭德纲为代表的京派文化面前碰壁，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课题。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民间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西化”的选择，完成向法制为基础的契约社会的转型，可能会得出一个令很多人失望的结论。
这样的议论，或许不无过度诠释之嫌，但比起郭德纲在“江湖”中的如鱼得水，和赵本山立足“黑土”、四处出击的宏大布局，周立波在“外滩”舞台上的衣冠楚楚、洋洋自得，确实不无孤芳自赏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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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网 2009-8-2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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