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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继刊发第二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学术讨论会的消息后，又推出了由以下论文摘要组成的学术专版(2004年10月19日)：童话的生产——对格林兄弟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户晓辉)；“传统指涉性”：民间叙事法则的发现(巴莫曲布嫫)；故事研究的实验所得(施爱东)；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表演(杨利慧)；专名与传说的真实性问题(邹明华)
童话的生产
──对格林兄弟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户晓辉
格林童话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常说常新的一个话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研究已经使我们对格林收集民间故事的过程有了新的认识，但有关童话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仍然很少被人论及。例如，格林童话是不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文学体裁?它们最初真是为儿童讲述和创作的吗?格林兄弟为什么以及为谁收集民间故事?他们是怎样收集和“生产”童话的?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认识格林童话的本来面目，而且将把我们带入民间文学的“社会生产场”这个更广泛的知识社会学领域。因为知识社会学把知识看作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它侧重研究专门的知识如何受到产生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甚至决定。这一视角将表明：格林童话的“古老性”并非不证自明，而是我们遗忘了它们的现代“起源”与历史性的结果。
事实上，早在格林兄弟之前的欧洲，收集和整理民间故事就不乏其人。当代学者对格林童话的溯源性比较研究，也向我们揭示了格林兄弟“生产”这些童话的过程和“真相”：与流行的想法相反，格林兄弟并没有到乡下收集农民的故事;他们主要的方法是把讲故事的人请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大声讲述，格林兄弟听一遍或者听几遍之后，把故事记下来。而这些讲故事的人多数都谙熟口头与书面的讲故事传统，他们在自己的讲述中把来自这两个来源的母题合并起来。另外，格林兄弟还直接从书籍、杂志中采录故事，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以及对不同变体的熟悉程度来对它们进行加工。主要包括：努力使故事风格变得更加平实;注重清晰的结构序列;通过增加形容词、古老的谚语和直接对话而使故事更加生动和栩栩如生;强化情节中的行为动机;注入心理母题;减少有损于乡村基调的成分。格林兄弟在19世纪的头10年里收集的故事，多半是由来自城镇和小城市的仆人、家庭主妇、更夫和居民用方言讲述的，但被格林兄弟转写和处理为高地德语。所以，格林兄弟的故事，只能是童话故事而决非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the folktale)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民的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它通过描绘其斗争和矛盾而表达他们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愿望。童话(fairytale，为了和民间故事区别开来，本文有时也译作童话故事)这个术语是资产阶级杜撰的一个词，指借用民俗的成分表达和批判新兴资产阶级读者的渴望和需求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口头民间故事形式的童话存在了数千年，到17世纪末才开始变成文字形式的童话。在18世纪和19世纪民间故事被记录为文本形式之时，它们还保留了很多原始的母题，但其美学构成和象征指涉系统基本上反映的是晚期封建制度的状况。所以，童话故事(作为以大众为中介的民间故事的文化形式)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封建制度的衰微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恰相吻合。从口头故事向文字形式的童话故事的转变，的确是这种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印刷技术的出现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新的读者群，随着这个阶层中识字者的增多，他们创立了公共领域并且控制了一切文化表现形式。
深受浪漫主义精神浸染的格林兄弟，把浪漫主义者的罗曼蒂克想象转化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甚至在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意义上有开创之功。他们最早认真对待民间故事，雅科布·格林的《德意志神话》(1835年)是科学系统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先例。在他们的研究中，体现和凝聚了科学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神髓的奇妙组合，而这种矛盾式的纠缠和组合成了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份难以洗刷的精神遗产。
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为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深层动力，并且把它们与现代性、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联在了一起。如果说赫尔德首先把本真的精神定位在“自然诗”(Naturpoesie)中，那么格林兄弟就是在这种浪漫主义民众观上的一个继续，并把浪漫主义的情感和想象转化为学术研究。他们都为“民”投射了一种纯粹和本真的形象。
赫尔德认为，理想的民和乡“民”与城市里已经失去了“天然的高贵性”的新兴的下层阶级不同，民不是小巷里的“乌合之众”，因为这些“乌合之众”从不歌唱和创作。同样，雅科布·格林也认为，民间传说需要用纯洁的手(virgin hand)来读解和破译。格林兄弟把民看作处于对其诗歌创造力混沌未知的幸福状态之中，他们把传统的或口头的艺术作品与个人创作的作品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天然的诗歌，包括神话和整个民间文学，它们是集体的、无个性的，是“人民精神”(Volksgeist，即民的精神，由于格林兄弟和赫尔德一样，认为民就是民族整体，所以也可以译为“人民精神”)的化身，而后者是人工的诗歌，是再生的艺术，是“人民精神”的反射。格林兄弟虽然也承认民间文学歌手、诗人和讲述家的存在，但他们认为这些民间创作者融化在集体之中，他们的个人因素微不足道，是集体的心声在人民诗歌里的荡漾。雅科布·格林曾经把民歌比作群鸟的欢唱，说集体诗歌创作的奥秘就和百川汇海一样，只能使人赞叹、惊奇，却让人无法捉摸。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从赫尔德到格林兄弟，个人创作的诗歌(Kunstpoesie)与匿名的民间诗歌或“自然诗”的区别一直是一个被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我们同样可以说，当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话语急切地在民间文学中寻求其本源或对立面时，它发现的必然是集体性和匿名性。换言之，当赫尔德和格林兄弟把民间文学定位于集体性并与作家的个人文学对立时，隐含的是一个现代性的预设。格林童话远非所谓自然而纯粹的“民众之声”，而是现代性观念的建构之物。它们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格林兄弟手中的一种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它们的“生产”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读者群，而不是为了满足儿童的需求。本文的研究也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格林童话的现代“起源”及其历史性。这是我们理解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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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4年10月19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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