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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丁：到20世纪，中国文学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的规模就更大了。
李福清：20世纪苏联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虽然不能与同时期中国介绍俄罗斯文化的规模相比，但是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著名学者斯卡奇科夫1960年重版的《中国书目》(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中收录的1730年至1957年间俄苏出版和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图书和文章就有2万条之多，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的成果。20世纪还涌现出了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这样杰出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是20世纪苏联新汉学的奠基人。他一生的研究著述多达260种。1916年，他出版了一部厚达700页的巨著《司空图〈诗品〉研究》。他不仅首次将极难译的《诗品》译成俄文，而且仔细分析了司空图使用的术语和概念，考察了中国文学中特别重要的形象和概念的来源，研究了庄子对司空图的影响等。他还对《诗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了它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阿列克谢耶夫可以说是世界汉学界最早开始进行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开始得很早，他一生翻译了相当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屈原、李白、欧阳修等人的诗文，他翻译了两百三十几位作家诗人差不多一千篇作品，他致力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翻译。20世纪20至30年代，他接连编选了四本《聊斋》小说选，深受读者欢迎，他的译本多次再版，印数大概有一百万册。俄国虽然已经有人译过《聊斋志异》一些故事，可是未能传达出蒲松龄的语言美，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可以做到这一点。最近我专门写了长文研究他的《聊斋志异》翻译，写了100多页。把他的翻译与早期的英文译本、三种日文译本和三种白话文译文作比较。现在我主持编辑新的三卷本的《阿列克谢耶夫文集》。第一卷是《中国文学研究》，有对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诗论的研究，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还有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胡适的文章(上、下两本已经出版了)。第二卷是《司空图〈诗品〉研究》，除翻译外，还有详尽的注释和评论，今年将出版。第三卷是《中国的收藏》，包括了对中国年画、货币和其他民间收藏的研究，他本人收藏的中国年画就有四千多幅。此外，还计划编辑出版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语言的著述等。出版社也要出版他翻译的很多古文作品三本，两本今年将问世。
刘亚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苏的特殊关系，中国文学在苏联很受关注，您恰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了苏联汉学家的行列，因此您对同行的工作是非常清楚的，也写书做过介绍。
李福清：50年代至90年代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就很大。有关情况我曾经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剧)》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与研究》中作过专门的介绍，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我这里只列举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著作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研究专著有：彼得罗夫的《艾青评传》和《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述》，索罗金的《茅盾的创作道路》和《13至14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谢曼诺夫的《鲁迅及其前辈作家》，费什曼的《中国的长篇讽刺小说(启蒙时期)》和《17和18世纪三位中国短篇小说家》，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和《陆游生平与创作》、《五代宋初诗词研究》，切尔卡斯基的《中国新诗(20—30年代)》和《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艾青研究》，苏霍鲁科夫的《闻一多生平与创作》，热洛霍夫采夫的《话本——中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李谢维奇的《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和《古代与中古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戈雷金娜的《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其演化》、《六朝小说》和《中世纪前的中国散文》，乌斯金的《蒲松龄及其小说》，帕夫洛斯卡娅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谢罗娃的《中国戏曲与传统社会，16—17世纪》等等。那一时期，我也出版过几本专著，如《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和《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
刘亚丁：我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俄罗斯比较受欢迎，我曾留意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情况。1982年莫斯科出版多人集《儒家学说在中国》，戈布泽夫(А.И.Кобзев)1986年在莫斯科出版《伟大的学说——孔子教义问答》，1987年谢缅年科(И.И.Семененко)在莫斯科出版《孔子格言》。90年代以来俄罗斯编写、翻译的儒家著作数量剧增，印数也相当可观。1991年佩列洛莫夫(Л.С.Переломов)在《远东问题》连载长篇文章《孔子传记》。马良文(В.В.Малявин)有专著《孔子》，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1992年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印数15万册。佩列洛莫夫1992年在莫斯科出版《孔子言论》，次年他在莫斯科还出版了《孔子生平、学说和命运》。尤尔丘克(В.В.Юрчук)1998年在莫斯科出版《孔子：生平、学说、思想、语录、格言》。2000年作为“世界遗产”，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儒家学说》两卷，第一卷是《论语》，第二卷是《孟子·荀子》。2001年重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汉学家波波夫(柏百福，П.С.Попов)译的《论语》(原译名为《孔子及其学生和其他人语录》)。2002年谢缅年科和什图金(А.Штукин)在莫斯科出版《孔子：睿智的教益》。克里夫佐夫(В.А.Кривцов)在网上发表《论语》译文。200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之际，俄罗斯的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由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佩列洛莫夫编辑的《四书》。我认为，俄罗斯读书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升温可能与俄罗斯近年来出现的欧亚主义的复苏或别的因素有关。别的因素我在其他的文章中曾论及，这里就不展开了。
李福清：确实如此，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俄罗斯很受欢迎。彼得堡的“水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特殊的《论语》译本，每一句话都有五位译者的五种译法，译者中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这样的大汉学家。第一次印了一万本，我以为卖不完，可是很快售罄。第二年又印了一万。有一次我到医院看病，第一诊室的医生同我谈论孔夫子，第二个诊断室的医生向我请教《易经》。
刘亚丁：作为一位汉学大师，您观照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视野。从一位深谙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的角度，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先秦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可以怎样来描述?
李福清：世界古代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保存得最完整。中国文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着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和口头文学传统的文学之一。在这样完整的文化传承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中世纪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一是民间口头创作;二是所谓的“高雅”文学，一般用有学问的人才懂的语言书写(俄罗斯教会的斯拉夫语，西欧和东欧天主教国家的拉丁语，远东中国的文言文，日本、朝鲜和越南所称的汉文，中东的阿拉伯语等);三是以接近日常生活口语写成的作品，从语言和人物描绘的特点看，这种文学处于民间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的中间位置(市民文学：中国的平话、杂剧和话本等)。民间文学与中世纪文学存在着一些基本相同的诗学原则。在中世纪，文学和民间文学比近代更容易互相渗透。民间口头创作能够很容易地渗入书写文学作品，正如书写文学有时也能重新回归口头文学。《三国演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国”体裁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从史实的记载《三国志》到人物传记的撰写，然后经过说话人的传播进入平话《三国志平话》和戏曲，它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罗贯中并非自己想象了作品的情节，他依据两种不同的材料，一方面他大量利用了民间的说话与平话和戏曲，另一方面他又采用了史书。后来《三国演义》又反过来对“三国评书”和地方戏曲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些说书人采用《三国演义》作为说话的底本，于是它就代替了史书在评书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出现了由演义小说向口头说唱文学回转的逆向过程。中国文学中的后一个现象可能以前人们不太清楚。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互动关系。
刘亚丁：您对中国传统文学非常有研究，同时您也在关注中国的当代文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您从一位“旁观者”的角度，是否可以展望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
李福清：我想我不能作出非常准确的推断，但我还是想说点自己的看法。我经常说，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太关注古代文学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但不会忘记古代文学的价值，而且会倍加珍视它。近来我注意到在中国进行了关于复兴国学的讨论，我也高兴地看到，一些学者用国学经典在课外教小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我想说两句话，第一，真正的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是既关注现实，又包含着传统的力量和历史的智慧积累的文学。第二，中国的作家负有薪火相传的责任，要把古老的中国文化继承下来，发展下去。
刘亚丁：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文章来源： 《文艺研究》 2006年第7-8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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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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