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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文风的明白晓畅并没有掩盖它对先秦两汉思想和历史本身的诸多洞见。比如，我们都知道，刘向、刘歆父子对当时官方所藏图书的整理和著录工作，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刘氏父子工作成果的《别录》和《七略》，原书虽然久已亡佚，但其主要内容则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后人想要了解先秦两汉的典籍流布和学术传承，必须要研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也因此成为历代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经典之作。然而，鲁惟一教授却在书中指出，当我们使用“道家”、“儒家”、“法家”之类的术语来讨论先秦两汉的思想史时，应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司马谈所论六家或《汉书·艺文志》所论十家不一定是自先秦就一直实际存在，而是汉代人设想出来的；与此相关，第二，某些图书被归在某家之下，很有可能是出于实际操作上的原因，而并非基于学术本身的考虑。因此：
由于所有这些局限，中国学者接受了刘氏父子著作中所遵循的分类，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传统惯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把这些类目回溯性地应用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中。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是错误的：他们在根据一个或许并不适用于早期中国著作的标准强行分类。（原书7-8页，中译本8-9页）
这种推论和提醒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六家”和“十家”的差别本身或许就足以表明它们只是汉代学者的“回溯性”构想了。
又如，对于在中国历史上饱受非议的秦始皇和王莽及其政权，此书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它们对中华帝国的不应被忽略的独特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对皇权实践和观念的认同是中华帝国得以延续近两千年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
具有足够讽刺意味的是，皇权的某些基本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两个短命的、引起过巨大争议的政权——秦王朝和王莽的新朝——的原则中演化而来的。从这两个王朝的首创之功中汲取力量的后继者们却经常心怀轻蔑和憎恨地看待它们。（原书144页，中译本162页）
秦帝国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建立的，又因暴政而迅速崩溃，但它在皇权的尊贵及其对有效的政教、法纪以及组织管理的依赖方面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朝建立之初其实就在多方面延续了秦帝国的成规；而在西汉时期，吕后专权（前188-前180）、巫蛊之祸（前91）、刘贺被废（前74）等事件表明了皇权还很容易受到挑战，但自武帝开始，由于皇帝的宗教实践以及政治家和哲学家的相关解释，皇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逐渐才得到加强。可以说，从秦朝到两汉之际，皇权经历了从依赖武力到依靠信仰和理论、从通过军事力量夺取控制权到借助宗教支持而实施管理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秦始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王莽，鲁惟一教授认为，王莽对国家祭仪的改革以及将其与皇权联系起来而给中华帝国留下了恒久的遗产（参见第十二、十三章）。
类似这样颇具启示意义的灼见，我们在书中会时有发现。它们与明白晓畅的文风、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如第五章论述天文学、第十一章论述丧葬仪式时所引证）以及书后的注释、术语表等附录材料（“专业”读者对这些附录材料也许会更感兴趣）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从而令我们意识到：写这么一本给大家看的小书，还真的非鲁惟一教授这样的“大家”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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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11-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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