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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非遗产业化的忧虑
上面所谈，主要是传统技艺领域里，部分是民间美术领域里，以“生产性方式”、以至“产业化模式”对“非遗”项目进行保护，一些取得成功或比较成功的案例。这两类“非遗”之外的其他类别，如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体育竞技、民俗等，除了少林工夫外，我们几乎没有触及。没有提及，并不等于这些方面不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
所谓成功者，笔者以为，其标志，是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凡是以牺牲传统技艺及其文化蕴涵为代价的所谓产业化，都是不可取的，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无锡惠山泥人的非遗产业化，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它的产业化，重点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而没有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手段和追求产品规格化系列化上作文章。该市全面启动了惠山、清名桥、小娄巷、荡口五大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使五大街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新平台。在历史文化街区科学布点非遗项目，既丰富了街区的文化内涵，又推动了泥人等非遗项目的产业化进程。他们还有建立“中国泥人博物馆”的计划。江苏省长罗志军在惠山泥人做调研时说：“在非遗保护工程中，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推动非遗的产业化进程。”[19]
2009年9月17—20日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暨第六届中华老字号竟品博览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产业化?”给出的回答，非遗产业化不是采用现代化大生产来替代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是：“搭建非遗生产性保护平台，组织50家外贸企业董事长和50家文化经销商参展洽谈、帮助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老字号企业落户东方文化园等。”例如，衢州老字号“邵永丰麻饼”已与台湾中华线上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合作，在台湾高雄梦时代百货、台南孔庙前文化园区、新竹大学校园、台北百货公司开出门店。浙江入选国家级名录的有657项，居全国第一，像张小泉、王星记和邵永丰，很大一部分背后都有一个老字号企业。他们的愿景是：“我们特别希望外地的一些商场能开设浙江非遗产品专柜。”[20]
这些项目的“产业化”保护方式探索，其特点，固然是希望“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但最终目的却都不是放在“规模化的生产非物质文化产品”[21]上，而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真正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上，故而都没有采取一般企业的产业化的办法和方案，即所谓“资产重组”啦，采用“现代技术”啦，建立大规模生产线啦，用现代材料代替原始材料啦，产品规格化啦，等等。
尽管前面我们列举了一些以传统技艺为核心的“非遗”项目通过“产业化”的模式获得保护成功的例子，但笔者还是不免对“非遗”一窝蜂地走产业化的道路，抱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和忧虑。各种不同的非遗类别，同样一个类别中的不同项目，都不能不加区别地采用同样的“产业化”方式。也就是说，在“非遗”保护上是否走“产业化”模式，哪一种类别、哪一个项目可以采用产业化模式保护，没有划一的答案，要慎之又慎。有学者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道路是一柄双刃剑的警告，值得重视，危险在于既可能把“非遗”引入市场、引入现代生活，变成赚钱的工具和产业，也可能把“非遗”的本真技艺破坏殆尽，最终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毁于一旦。我想，有这种心情的，不仅是我这样的学人，甚至一些身处“非遗”保护单位的责任人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惠山泥塑的传承人喻湘莲，就同样也惴惴不安。她说：“如果祖上传的绝活儿被许多人掌握，那已经失去了‘绝活儿’的意义。”“产业化的泥塑生产是否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种形式的消失?”[22] 也许，这也就是“非遗”产业化问题所以引起如此关注而又倍受争议的原因吧!
“产业化”道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就是把某个东西完完全全地变成一个经济产业，按照产业的规则和规律来运作。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简单而言，就是全面的市场化，它主要包括下面几个要点：市场化经济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赢利为目的。”[23] 而追求的是资源相对集中和行业重组调配，是经济效益和产能规模的扩大化，是机器生产替代手工，是产品的个性化唯一性代之以产品的系列化规格化，从而要求对那些本不具有经济功能的“非遗”项目，通过经济运作和商业运作等手段，使其转变到具有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或以市场改变技艺，或盲目过度开发，或为创新而强行附加许多的现代元素，或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迫使传承人丧失传承技艺的自主权，或瞎指挥……最终，导致传统技艺的简约化、粗糙化、趋同化，品质的粗劣化(现已发现大量此类“非遗”品流行于市)。传统的技艺，很有可能在这种资本和利润的社会环境中被丢弃，被遗忘。
在讨论“非遗”产业化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许多行业的手工艺作坊并入合作社，继而并入国营工厂，由于计划、市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劳资关系、资金和材料、人员和工艺等种种原因，使许多传之既久、独具特色、卓尔超群的手工技艺，在历史的烟尘中支离破碎了、传承人改行和技艺断档、有的甚至湮没无闻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转制以来，好多工厂破产倒闭，人员流散。例如，曾经辉煌一时的花丝镶嵌厂，集中了14种传统手工技艺的北京工艺美术厂，于2004年12月宣布破产，四五百名从事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人员流失，目前从事这个行业的仅剩下几十人。而王树文和程淑美自创的花丝镶嵌工艺公司，也只能吸收10-30人。北京料器制品厂的命运也大体相似，于1992年宣布倒闭，如今“百工坊”只有邢兰香一个工作室。如今政府着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得不重新整合力量，有些甚至要从头做起，恢复早已失传了的项目和技艺，重新培养新的传人。
对于“非遗”保护，在从“左”的思潮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破坏中觉醒过来、恢复起来、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我们不能自觉不自觉地再一次“一窝蜂”地陷入盲目追逐产业化的浪潮。“产业化”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对某些类别和项目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对另一些类别和项目，则可能不适用或不是最佳的方式。总之，在决定采用何种模式进行“非遗”保护的时候，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而不是牺牲传统的技艺和文化蕴涵去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一定要逐一分析、逐一选择并进行学科论证，然后作出决策。这也许就是“非遗”保护产业化与其他经济项目不同的地方。
【附记】这是笔者11月10日在崇文区党校处级干部进修班的讲稿的一节。讲课之前已声明：关于非遗“产业化”问题，是一个最没有结论、也绝不可“划一化”“一窝蜂”处理的问题。学术理论界对此不能回避。我的思考，仅供讨论批评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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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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