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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拓展
如何突破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学者们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此，2008年发表的一些成果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路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倡导以多学科、跨学科的多重视角来切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二、对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反思;三、尝试引入晚近西方文艺理论。
欧阳可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哲学基础》[17]指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较少地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实。而只有把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文化存在放到历史哲学的基础层次上进行探究，才能更好地说明少数民族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所具有的多重价值趋向，把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引入到人类精神哲学的思考上，从而建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逻辑起点。鲜益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的移植与本土的实践》[18]梳理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从照搬、移植西方相关理论到自觉的本土实践的过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存在形态，使得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正转向立体的人类学策略。
樊星《改造“国民性”的另一条思路——论当代作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现与思考》[19]认为在当代许多汉族作家和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描绘少数民族丰富多彩人生的作品中，体现出当代人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新思考，拓展了近代以来“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不仅要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还要从我国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探讨建构汉族新人文精神的新思维。而这一新思维又与汉族的“寻根”文学有着相似的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思想背景。贾一心《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的思考》[20]提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蕴含深刻的文学观念、充满活力的理论阐释、别具一格的理论表达，都以其鲜明的民族个性，为中华民族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研究要立足民族文论文本，结合其生成的文化语境，挖掘其理论所蕴含的民族性、地方性、唯一性和异质性内容，并与其他民族文艺美学思想相比较，寻找理论共生的基质、规律以及理论的普遍意义，最终实现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学体系的完整、客观、科学的构建。范秀娟《民族文艺学:双向审视与多元建构》[21]指出 “民族文艺学”可指代两种不同层面的文论体系:一是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即中国文艺学;一是少数民族层面上的文学理论体系，即少数民族文艺学。对于中国文艺学来说，少数民族文艺学不是要在原有体系中填补余下的空白，而是要确立一种新的文艺学观念，即反对独断论的、非单边主义的、去中心化的、多民族视角的文艺学观念。欧阳可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整合与边缘性批评姿态》[22]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只有通过整合建立相对统一的批评话语和批评理念系统，才能延伸出一系列的批评和研究话题，达到批评实践的目标。而边缘性批评是首选亦是直接面对的批评姿态。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性批评姿态以边缘空间为出发点，在差异中求“中心”，同时也为去“多中心”而努力，同时边缘性批评姿态是混杂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杨春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辨析》[23]特别指出少数民族作家在表现民族特色时应该克服在创作心态上极易出现的两种倾向:一是单纯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文学的思维定式和一种“文化自恋”的心态，二是“民族自卑”意识及这种意识所派生出来的对汉族文学的趋同心理。
“离散文学”、“身份认同与建构”等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文艺理论，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也愈来愈广泛深入。刘大先《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与表述问题》[24]阐明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着失语的焦虑、母语的寻求、双语乃至杂语的混杂等现象，这实际上表述了民族文化的离散经验、乡愁冲动与文化记忆。“多民族”、“多语言”乃至“多文学观念”的差异存在共同表述着同一个中国的多样性叙事和形象。王亚斌《论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建构》[25]探讨如何在始终伴随地方化、充满差异与断裂的全球化过程中消除“影响的焦虑”及日益加剧的身份认同危机。少数民族文学如果选择走简单的回归传统的认同道路，排斥他者文化，拒绝文化对话，只能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引入自我的城堡，固步自封，最终失去参与未来文化建设的机会与权利。必须超出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想，不再把“他者”文化仅仅视为破坏者的存在，把他视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在积极的建构中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地实现文化认同。杨红《论扎西达娃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26]分析了扎西达娃建构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动态历程。带着自信走进传统藏族文化的同时，扎西达娃也开始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面对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时，不是一味的盲从，而是以警惕的眼光审视外来文化。张春植《朝鲜族移民小说与身份认同》[27]认为朝鲜族移民小说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小说带有较浓的朝鲜成分，而后期小说则更多表现移民者的身份认同，有人以“先天性朝鲜文化传统和后天性‘满洲性’的有机结合”来说明这一现象，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朝鲜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就是朝鲜族移民小说的基本特征。李晓峰、李华戎《现代性诉求、文化认同与文学资源的当代转换———以蒙古族长篇叙事诗〈巴林怒火〉为个案》[28]对当代蒙古族长篇叙事诗《巴林怒火》进行了分析。作品将蒙古族民族命运的现代性选择与整体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诉求联系在一起，透视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转折和选择。作者跨民族、跨文化的写作和作品表现出来的对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认同给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提供了另一种范本。
(三)地域文学与族别文学
广西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镇，这些年一直以蓬勃的势头发展。黄伟林《2007，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集结号”》[29]对2007年广西作家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张利群《文学桂军崛起的文化意义》[30]着重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讨论文学桂军的成因和意义。以文学桂军强调了广西文学群体崛起的文学意义，更强调了在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的边缘崛起的文化意义。并以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林白、杨映川等作家个案及其典型作品的分析来揭示其特色和亮点，并运用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文学桂军的文化魅力。王绍辉、王清清《艺术化生存——当代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研究》[31]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去研究当代广西文学，以审美超越性特征探讨文化对经济的超前性问题。当代广西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既有其独具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又有跟共和国同步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四川学者近年来也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力量。罗庆春、王菊《“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32]分析当代四川少数民族的汉语创作，作家在自己的“第一母语”之外尝试着运用汉语——“第二母语”及其文字，来学习汉族的语言思维及其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断地让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母语思维贯注到汉语小说创作中，这就逐步形成了由小说中汉语的模仿性使用到汉语的创造性使用的过程和特点。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语言观念”和“语言风格”等层面上的创造成为了观照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一个切入点。倮伍拉且、李锐《大凉山新诗潮的缘起与意义——当代大凉山诗人简论》[33]提出就诗歌对于大凉山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来看，大凉山新诗潮远比发轫于朦胧诗的新诗潮，更为深刻，更为重要，更为悠远。 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所形成的文化是构成大凉山诗歌的重要因素和鲜明特点，使当代大凉山诗歌具有了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何小平、吴兴旺《论当代湘西作家群文化阐释视阈的现代性选择》[34]，涂鸿《超越传统中的诗性追寻——论重庆市当代民族文学创作的言说方式》[35]，张华《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叙事方式之探索》[36]，郑靖茹《“西藏新小说”的兴起与终结》[37]从不同的层面分别对湖南、重庆、新疆、西藏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探讨。
以族别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不多，有待加强，这种整体研究其实也是对研究力量的一种整合。阿牛木支《彝族母语文学的文化生态与现代书写》[38]认为彝族母语文学以多维视角呈现和透视彝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历程，理性倡导多元化的现代书写，但也面临着困境，只有进一步提升彝族母语文学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水准，才能极大地发挥彝族母语文学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毛燕的《诗性叙事的汉语转化——以吴琪拉达、吉狄马加、阿库乌雾为例》[39]描述了四川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的三个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姚新勇《朝圣之旅：诗歌、民族与文化冲突――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论》[40]以“朝圣之旅”为核心结构，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藏族汉语诗歌写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既高度关注对藏族汉语诗歌本身艺术品质的展示，同时又严肃而审慎地分析了所涉及的族群文化冲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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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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