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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79]可以认为是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理念融于其中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一部代表著作。作者杨义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进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近年来，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使他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并将由此而形成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学理念贯彻到《图志》中。《图志》是对由宋至元，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整体性的动态过程的考察，著作在描述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学发展模式中，不但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独特贡献，而且阐释了多民族文学关系理念对中国文学史编撰工作的积极意义。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80]终于在2005年年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各民族的学者投身到这个领域，从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注疏入手，于1990年开始编纂完成了这部书稿，时隔15年之后得以出版。该书113万字，是4个古代民族和44个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的集萃，记录了20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资料，其中不仅收入了在这之前编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而且还收入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众多新发现和新译作。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千百年来丰富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各少数民族的优秀理论家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对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宝库做出的杰出贡献。
五、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6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并没有特别让人惊喜的标志性事件出现，这是它一直以来的命运——在边缘处默默地执守，为民族文化与文学充当恬淡的守夜人。但是回眸2006年的研究之旅，审视这一年度的成果，勾勒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水文图时，依然会让人有一种平淡中的惊喜：在表面波澜不惊的下面，可以看到暗流涌动;在滔滔主流的大河四处，可以听到各种潮汐一样的支流哗哗作响。
(一)多元一体文学史观的树立
这个主流就是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史观的张扬与肯定，表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日益由一个二级学科上升到为综合性学科所接受并重视的地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青海省文联、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多民族文学论坛7月在西宁的召开。来自新疆、西藏、甘肃、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内蒙古、辽宁、吉林、宁夏、浙江、江苏、北京以及青海的科研人员、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约6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就“民族文学批评理论”、“跨学科学术视野中的民间文学生态”、“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学书写”等论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学者包括汉、壮、藏、彝、侗、苗、回、土、满、蒙古、朝鲜、撒拉等12个民族，体现了各民族多元对话、交互共生的文化文学新态势。此次论坛，既有对宏观理论的进一步探讨，又有密切联系西部大开发情境下青海地区区域文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现实性话题，在推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化上意义重大。
同样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是关纪新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81]，这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项目“中华各民族文学贡献与相互关系研究”的现当代文学部分成果，参与的学者包括樊骏、李鸿然、罗布江村、徐其超、苏光文、黄绍清、龙长吟、张直心、黄薇、徐新建、张明、李光一、黄伟林、阿库乌雾、刘洪涛、马绍玺、关纪新等，宏观考察了20世纪中国各民族文学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探讨，以丰富的史料和典型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为线索，追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民族文学交流发展的路径及走向世界的前景，特别是对民族文学与中原文学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对各地区民族文学发展的总结，对民族文学发展有指导意义。
相较于比较集中得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壮茂景观的综合性会议与著作，那些更为专门性的研究同样不可忽视。典型的如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82]，它分为 “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文学翻译”和“文学评论”6大卷，站在世界语境和新疆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对新疆50年来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9个民族多语种的数百名作家的文学作品，还有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进行了认真的论析、整合和梳理，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做了一个系统研究和初步探讨，全面反映出了丰富多彩的新疆多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然涉及跨学科的综合考察，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都很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与探究。辽宁民族研究所、大连民族学院、黑龙江大学召开的首届满学高峰论坛上，除了满学研究的现状与愿望、满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满族与八旗研究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满学与民族文学研究。新兴的文学人类学也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块重要的阵地，10月在兰州召开的第三届文学人类学年会上，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研究的领域被与会者一再提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区别于主流文学的地方正在于其行动性与多元性，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仿佛深不可测的矿井，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宝藏。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着开榛辟莽、以启山林的功能，就多元共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生态全局来说，它们又可以补苴罅漏、纠偏补弊。从各地举办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文学论坛、作家作品研讨会，以及新近出版的理论性著作都可以看出，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有生力量，它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学术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研究者的理路可能不同，方法可能各异，对象可能多姿多彩，成果可能层差多貌，最后却都像溪流一样汇入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话语洪流中来。
(二)理论探讨深入与认同问题的延续
今年关于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探讨的文章比重相对于往年来说有所增强。关纪新撰文考察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演进，认为有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力。一种是内聚力、整合力，通过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促进相互贴近和融合，它使少数民族的文学得以放开眼界，提高本身的前行步速。然而因其影响，民族文学在各自发展中也较多地平添着共性，衰减着独特质素。第二种作用力，则是民族文学保持个性特征的诉求，要在充分借鉴他民族优长之际，防备不经意间走失了自我，以便长久保持一己在中华文化及人类文化当中的文学话语权。文章认为既应提倡民族间的文学大开大阖地充分交流，也应鼓励民族文学创造者们要有充满理性充满自尊精神的民族个性化持守。[83]多民族文化交往日益频繁，静态地考虑跨民族文学的文化站位已经成为一个难题。邱运华认为文学活动必须在交往行为中来考虑，在“我”与“他者”的移动中来建立自己研究的文化立场。话语权力其实质是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立场问题。这个问题的倾向分为三种体用倾向、圣典化倾向、文化殖民倾向。它们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文章使用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间性”理论，提出跨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两个主体并存的观点，即“我”与“他者”在价值上平等包容。[84]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罗庆春认为其发生、发展及进入汉语世界的过程不仅具有文学本体生命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而且具有独特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价值。这里，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原生性、边沿性、变异性等特点，从文学创造、文学接受及文学发展三个层面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复杂多样的价值取向和不断走向“文化混血”的文化精神构成。[85]多民族的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审美文化资源。李祥林认为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代背景下，回顾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在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从拒绝文化失语、强化主体意识、提倡多元互补的学术理念出发，认真检讨和反思其生存定位和目标取向，对于中华美学的本土构建和未来发展，有着迫切重要的现实意义[86]。
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西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尤其如此。若要解决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第环宁认为一方面应知其难、明其旨、得其法、定其体;另一方面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高度重视并正确把握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的民族化、世界化、当代化及文化生态等问题。[87]汤晓青撰文介绍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学科，它是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新兴学科，其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地位。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有关双方文学与文化系统的研究，影响关系研究和平行研究是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88]刘大先撰文介绍了族裔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口头诗学等几种比较前沿，也比较切近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文学理论，探讨它们对于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89]
“民族认同”、“身份表述”是今年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身份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词。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追求，关涉到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对“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建。黄晓娟以鬼子为例，探讨了少数民族作家在全球化语境、本土认同、民族身份多种因素作用下的认同差异，解释了少数民族作家开放性的身份转换和身份建构。[90]刘华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91]马绍玺则着重探讨了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诗歌最精彩的笔触之一就是书写民族文化的被撕裂所引起的疼痛，对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渴望与找寻是其中最具全球性体验的诗歌品质。少数民族诗人“文化身位”的确立关系到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必须戒除“自我民族文化身位”、“他民族文化身位”和“他民族眼光中的自我民族文化身位”三种单一的文化身位，树立文化的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位观念，才能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化全球化的紧张关系，才能保证少数民族文化与时俱进的能力，才能让少数民族诗歌走出民族文化的樊篱，获得更大的全球性认同。[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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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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