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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雁《中国南方民族创世史诗与神话的体系化》[61]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大都流传着自己的创世史诗,这些史诗是在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多以各族先民的“创世”过程为线索,将零散的、解释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的神话、传说贯穿起来,形成一部部带有古代各族先民认识世界特点、反映各民族先民心目中创世历史的鸿篇巨作。神话也因此在内容和神祇上实现了体系化,并且随着史诗的世代传唱,得到了体系化的传承与保存。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对其神话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南方30多个少数民族都产生并流传着自己的创世史诗。各族的创世史诗都是在其神话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代人的不断加工而逐步形成的，大多数创世史诗所叙述的内容主要是创世神话。创世史诗已突破神话的限制, 形成了熔神话、传说、记事于一炉的丰富内容和以人类为描写中心的倾向。因此,在内容上, 创世史诗中就囊括了多种类型的神话内容。除了作为主干的创世神话外, 各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动植物神话(图腾神话) 、自然神话、洪水神话、文化发明神话、风俗神话, 甚至英雄神话的部分内容, 都在这些创世史诗中得到了反映。
黄华丽《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中歌娘角色及音声特点》[62]在瑶族的宗教关系中,“还盘王愿”习俗仪式在盘瑶支系中广泛流传。仪式的执行者主要是由瑶师、六郎、歌娘三位一体的“歌堂”班子组成,相互配合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集体,共同完成“还盘王愿”仪式。盘王大歌还愿仪式是集民间歌舞为一体的大型文化历史史诗,仪式音乐“盘王大歌”分为11个部分。盘王大歌是瑶族还盘王愿的最主要的艺术表现方式,音乐在仪式中贯穿全过程。仪式由于女性的参加,在瑶族宗教仪式里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氛围,女性的艺术魅力给仪式音乐增添了不同的温情色彩。
段宝林《神话史诗〈布洛陀〉的世界意义》[63]壮族摩教经诗《布洛陀》作为民间宗教摩经的经典,赞颂了主神布洛陀这一神话人物，保存了许多原始神话的成分和元素,可以视为“神话史诗”，该史诗反映了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一般情形,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而作为民间信仰摩教的代表,揭示了民间宗教信仰之类,也具有世界意义。《布洛陀》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神话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它不仅是壮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珍贵的文化遗产。李萍《特色歌圩的建设与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传承》[64]布洛陀是传说中壮民族的创世始祖，布洛陀文化由始祖布洛陀文化遗存(作品信息源)——布洛陀创世史诗(口承文学作品)——敢壮山(作品传播场)——敢壮山歌圩(作品传播活动)等四大元素共同构成，包含着宗教信仰、口承文学、民俗活动等多种独具特色的内容。壮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其文化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广西田阳县敢壮山布洛陀古居遗址于去年被发现以后，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专家们指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多在江河流域，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珠江流域无始祖的久憾之缺，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一个早期文明的生长点。
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古代部分)
2006年，在各地科研机构所属刊物和高等院校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有关的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有宏观和理论研究的，也有讨论具体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有讨论古代民族文学关系的，也有讨论当代民族文学关系的。这里，从古代、现当代、宏观和理论等几个方面，对2006年发表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论文作简略介绍。
田同旭在《论十六国北朝古剧与民族文化融合》[65]中提出：古代戏曲是文学、音乐、舞蹈的艺术综合，也是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十六国北朝时期集中出现的一批古剧，促进了唐代古剧的繁荣，形成了以参军戏为标志的主流艺术，从而加快了古代戏曲形成的艺术进程。十六国北朝是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古剧艺术的集中兴起，得力于各民族文化融合这一历史契机，仅靠中原传统文化的自身发展，不足以使古代戏曲形成的艺术进程，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66]提出：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汉族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且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不妨将它看作是多民族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
周惠泉在《论金代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学》[67]中提出：金代各民族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蕴含着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与原始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中国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永不停顿与衰败的一个关键原因;而金代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崛起，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国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相激相融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在《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68]中，作者提出：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草原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格局的历史机缘。
艾克拜尔·米吉提在《关于〈蒙古秘史〉成书、传播以及哈萨克译文版对照(上)》[69]中，介绍了尚未世人鲜知的哈萨克文《蒙古秘史》。作者认为，《蒙古秘史》能够在哈萨克中流传，是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文化著作，它不仅翔实记录了蒙古民族的崛起和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而且保存了有关北方草原民族的大量史料、传说、故事、风俗、谚语、歌谣等。特别是它那散文体和韵文体结合在一起的叙事方式，也与许多游牧民族的审美习惯有相通之处
此外，《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70]、《马祖常家世考》[71]、《余阙革章论简述》[72]、《金朝北方民族文学发微》[73]、《试论元代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等人文环境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74]、《戴良与少数民族文人交游考论》[75]、《论李贽的人文生态观》[76]、《论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广泛流传的原因》[77]、《社会记忆：民族文学作为族群叙事文本——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的族群认同功能为例》[78]等，也都属于讨论古代各民族文学关系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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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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