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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有重视上层文化、重视汉族文化的倾向，历史上对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视不够，民俗学研究的人类学派在中国现代居于统治地位，如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发展》中提出中国文化的三分说：封建地主的上层文化、市民文化和农民及劳动人民的口承文化；文化二分说认为中国文化有雅与俗、圣贤与民众、贵族与平民、 典籍与口头的区别。前苏联阿克谢耶夫1935年提出中国文化三分说：中国大文化（士大夫典籍文化）、中间层文化（说书艺人、曲艺年画作者等）、中国小文化（不识字者创造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开启民智则需要利用民歌的形式，后来的延安新秧歌、大跃进民歌、三套集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革命举动，充分考虑了广大的民间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村落这一底层保存相对多一些。因为那里的现代化发展较为迟滞。眼光向下——这是中国民俗学者的精神追求，民俗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切改变最终都要贯彻到底层社会。然而现在的学者更愿意钻研西方理论，不屑琢磨本土的老百姓文化。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多民族国家中展开的，也是在文化遗产变得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展开的。未来的方向是生态保护和新兴产业共生，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成为人类不可再生的智慧之源。今天，文化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把经济建设、传统文化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发展方向提出，体现了国家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念。在国家、地方和民间社会的多元互动过程中，人们或许会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来达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科学利用和促进发展的目的。就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来说，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较好，因为历来有民族政策的保护，但是汉族的乡村文化相比之下却伤痕累累。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即人类学所记载的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已经在不足百年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之中迅速消失。民间传统文化的脆弱性是怎样造成的呢？首先，许多民俗事象不是今天的创造物，它们的功能减退了，容易被新的样式所替代；它们越来越为年轻一代人所陌生，许多地方的传统艺术已经后继无人，年轻人不再喜欢这些传统的技艺了；其次，今天的人们更加崇拜外来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的受众减少，最重要的是民俗的传承人在逐渐消失；第三，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与接受和引进西方的学术以及教育、政治制度相互关联的。我们培养了大批“不中不洋”的学生，他们不大懂传统文化，也并不完全了解外国的文化；一些乡村学校的校园与周围的村落及其乡土社会文化也是互不相干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化传统有着历史和现实的隔膜，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能真正理解和欣赏民间文化。在部分人的视野里，所谓中国文化主要还是文字文化、文人文化或者上层阶级的文化。
科技文明的进步不会保证人们在人文视野上也得到同步提高。民众文化的特点具有物我两忘、主客不分、人我共生、性理交融、人神合一等特点；知识分子具有超越意识，琴棋书画等审美活动就表现了这种超越意识。我们研究了口头传统，但是，我们阅读的是业已记录在纸上的口头文学作品，只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才能深刻地领悟一些口头传统的真正含义。
文化创造物不同于物质生产的商品，前者是无形的资产，后者是一次性的消费，前者是一次性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后者可以在流水线上重复制作，前者有历史继承性、不可转让，后者可以按质论价、出售和转让。尽管如此，但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北京潘家园近10多年来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它将全国各地民间收藏品集中到这里，人们又从这里把民间古物散发到各个角落。“集散地”这个字眼暗示了“物流”的一个时间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需求和满足，买和卖、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交织着真和假、上层和下层、雅和俗、实用和审美、艺术品和商品、传统和现代互动、转换。在利益驱动下，民间旧物实现了流通，在流通过程中被展示、收藏、保护、利用、增值。在民俗旧物的利用过程里，也形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一些农民开始从乡土社会走向都市，由农民变为文化商人。
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但是各地在处理这一课题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却是千差万别的。外国的经验对于中国而言只能提供一些观念上的启发，但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途径。民间文化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不仅仅是具体的工程、法律、法规和条例的制定问题，更应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民间文化的主体——民众，因为他们才是民间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民间文化保护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合作，一切便无从谈起。
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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