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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势力的发展和七七斋俗的广泛流行，引起不少有识士大夫的抨击。如唐之李翱、宋之俞文豹、清之万斯同等。但个别士大夫的“深诋”、“抨击”，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具有深刻理论基础和广泛民俗基础的七七丧俗的盛行和传承。所以，直到近世，七七丧俗在民间一直传承不辍。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乃抄录近代的报刊、杂著而成，堪称近代风俗实录。其中盛行七七丧俗之地区，所在有之。而且象敦煌唐人那样临丧“破家供佛”以做斋醮者，亦不在少数。如《岭南异录》言岭南丧俗：“临丧，破家供佛，盛馔待客，名曰斋筵。”［17］
结论
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作为我国社会长时期广泛流行的七七丧俗，其理论根源，是天体运动和人体生命运动的七日（包括七月、七年）节律；其生活基础，是古人在“天道唯七”规律下形成的许多以七为节律的民俗事象；其发生与发展之契机，是佛教胚胎学说、中阴身学说、六道轮回观念和目莲救母故事；而其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因，则是中国传统社会浓重的重孝重送终的民族心理。我国古代社会早已存在的“天道唯七”理论和广泛存在的以七为节律的民俗事象，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七七丧俗的产生，却是后来七七丧俗发生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因此，七七丧俗，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相碰撞相糅和的产物。因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民俗基础，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沉的民族心理相吻合，故一经发生，即能迅即流播，蔚成风气，并且长久流传。
注释
［1］高友谦《中国风水》［M］附录二《七俗探源》，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2；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七七斋丧俗》［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311．
［2］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卷之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3］《周易正义》卷3，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38－39．
［4］《史记·律书》卷25，中华书局1982：1246．
［5］郭蔼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9．
［6］《论衡·订鬼篇》卷2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44．
［7］郎瑛《七修续稿》卷3，续修四库全书11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明·田艺蘅《春雨逸响》全一卷，丛书集成初编2917册，中华书局1985。
［9］［10］［12］《陔余从考·七七》卷32，商务印书馆1957：688－689。
［11］《礼记·祭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1592。
［13］《本草纲目》第二册，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影印本（全四册）。
［14］《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盂兰盆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112．
［15］《颜氏家训·终制》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37．
［16］转引自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七七斋丧俗》［M］，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313．
［17］《粤西文载》卷17引。
原文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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