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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毓骧（右）与苦聪人的合影。 杨毓骧供图
1950年8月，中央西南访问团来到了云南圭山和西山。圭山附近的彝族、苗族、回族、汉族等近4万多群众，挑着口粮、背着炊具、携儿带女，风雨兼程地赶来迎接。当时刚从云南大学肄业不久的杨毓骧，参加了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在圭山地区做群众工作。由于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基础，他被分配担任这次访问的接待、后勤及保卫等工作，亲眼见证了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感人场面。
虽然在圭山的集中访问只有短短七八天的时间，但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却是非同寻常。
杨毓骧介绍说，圭山是云南地下党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很好。在战争年代，这里的斗争非常激烈，牺牲了不少边纵队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少数民族。当地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人民，看到毛泽东主席为他们题写了标语，还派人来慰问他们，个个都十分激动，见到访问团团员仿佛见到亲人一样。访问团针对当地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还在圭山、西山的几个村寨，针对当时的政治结构、保甲制度、经济、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调查，并将民族识别列为访问过程中的一项内容。访问团向圭山、西山各族人民赠送礼物，为群众布置展览；访问团的文艺组则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演出宣传，采集了当地二三百首民歌、曲调；医疗组免费治疗了近千名病人，并对当地的卫生、健康状况作了专题调查。
离开圭山后，访问团又先后到达丽江、中甸、思茅等地开展工作，同时进行调查研究。1954年，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央民委派出民族识别组前往云南进行考察，基本摸清了云南各民族的族群族称。1956年6月，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开始了，中央成立了8个少数民族调查组，其中一支由费孝通担任组长开展调查，而云南省也成立了民族研究所配合工作。此时，杨毓骧调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开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
“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云南省就有260多种。”回忆起新中国民族识别任务的艰巨，杨毓骧深有体会。除了民族识别本身任务比较繁重外，当时的调查环境也十分艰苦。杨毓骧回忆说，云南的调查组先分为3组进行田野调查。阿佤组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阿佤山的佤族地区，调查组人员一直深入到中缅边境。当时西盟的许多佤族部落还有猎人头的旧俗，盘踞在西盟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时地发动反攻，阿佤组调查人员的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怒江分组则要面临山高路险的重重困难，所以主要安排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大学生前往。
杨毓骧所在的景颇分组条件要好一些，调查组配有武装队，他自己也随身带着枪支。在谭碧波、宋蜀华等人的带领下，调查组对景颇族4个支系的经济、文化艺术、民族习惯、阶级结构等情况作了细致的调查，同时拍摄了反映景颇族、苦聪人的居住环境、生存状况等珍贵照片。他说：“资料由各个组的组长负责整理，再把调查报告上报，又通过各个州的州委书记审核。可以说，这些资料的内容是非常精确的。”
1958年3月，又一轮民族大调查开始了。杨毓骧说：“云南省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差别很大，有的民族处于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有些已经进入了农奴制、奴隶制，还有的甚至具有资本主义的初期萌芽。这种现象很奇特，于是国家把云南省作为民族调查的重点省份。”
1958年八九月间，保山已经通了客车，调查组一路坐车来到芒市。当时的德宏地区还没有高楼，政府办公地仅是二层小楼，文化站、卫生室也已经建立起来。村寨都建在山区，民房是傣族的传统民居。当地的景颇族上层人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调查组。“其实当地的‘山官’也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杨毓骧介绍说，“虽然普通群众要将收入交一些给‘山官’，但有的穷人也会在‘山官’家‘傍吃’。甚至有的名誉上的山官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之后，杨毓骧真正体会到对于类似地区进行直接过渡、和平土改等政策是正确的。
杨毓骧记得，当时调查组聘请会讲景颇语的人当翻译，通过他们与当地群众进行交流，随行的医生给当地群众治病。为了以防万一，当地还给调查组配备了保卫人员，为调查组雇马匹。杨毓骧回忆起一些有趣的片段，不禁开怀大笑：“有一次，我和谭碧波躲在深山老林里观察当地的‘串姑娘’习俗。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刚好有一个小伙子和姑娘在那里约会。虽然他们发现了我们，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按照当地的习俗给我们演示了谈情说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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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0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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