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世界加工厂”，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出口型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又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平日吸纳着大批农民工，这些企业的不景气甚至倒闭，便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突然失去打工机会而被迫提前返乡。据农业部2009年1月统计，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2千万左右因失去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数量庞大的农民工 “返乡潮”，立刻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

　　一、农民工“返乡”带来的影响：

　　对农民工返乡问题进行考察，首先便是要弄清楚这股“失业潮”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面对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而应进行逐层次地分析。(一)、从国家层面来看：几千万人突然失去工作，这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极为棘手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其势必给一个国家造成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动荡，但是，中国却很好地化解了这一问题，2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并未引起大规模的骚乱，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特殊的体制——城乡二元制，这种体制虽有不少值得诟病之处，但却能分流城市中的就业压力，自进城农民工群体出现以来，农村不仅是“输出地”，还是“返回地”，这次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没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因为农民工有退路，有“乡”可返。另外，目前的出口型企业大多数有两个弊病，即产业附加值低和耗费能源高，低附加值产业比重大使中国长期扮演着“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的国际角色，这势必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丧失主体性，而耗费能源高不仅带来大量污染，而且会导致能源进口越来越多，能源的对外依赖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安全，因此，这次出口型企业纷纷倒闭以及大量农民工失去在出口型企业打工的机会，反而是国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契机。[1](二)、从农民工自身层面来看：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应明确如今的农民工并非一同质群体，其大致可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年龄一般在30~40岁之间，打工之前曾在家里从事过农活，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保持着认同感，不排斥在打工生涯结束后回到村里，其出来打工是为了让家里更富裕，而新一代农民工年龄一般在18~30岁之间，普遍是上完高中就出来打工，其未曾从事过农活，甚至由于上学时在学校寄宿而没怎么在村中生活过，其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什么认同感，希望能够长期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其出来打工多是因为“玩一玩”等个人理由。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很多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但是，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家庭经济受到较大影响，而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个人经济受到较大影响。

　　二、返乡农民工的出路：

　　学者们在讨论农民工的出路时，大多关注如何促进其“城市化”，即将注意力放在取消户籍制度、改善打工环境及居住环境、保障打工薪金、建立社会保障、保证子女教育等方面，这些讨论对于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处境，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片面强调农民工“城市化”，是忽视中国国情的，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应对农民工问题实行“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即一方面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稳固农村建设让农民工有路可退。之所以应搞好农村的建设，是因为农民工“城市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过程。这首先是由农民工的人数决定的，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除了各省外派劳务和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的侨乡能够向外输出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要立足国内来解决，据农业部统计，目前中国有农民工2.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则有1.3亿，这个庞大的数字就决定了中国城镇不可能立即消化所有农民工。其次，农民工目前的工作状况也决定了其中大部分人无法长期停留在城市，目前农民工大多数从事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他们干的基本上是高强度、重体力、缺乏技术含量的活，这种工作一般只有18~35岁的青年人才能胜任，这就使得35岁以上的农民工很难被录用，而且由于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很多农民工的身心在打工时遭受了很大的摧残，以致于其打了几年工便由于健康状况无法继续。另外，还有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影响着农民工进城打工，如这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农民工群体难以迅速“城市化”，因此农民工群体常常需要有一个退路，这个退路可以是城市贫民窟，也可以是农村，但是城市贫民窟的生活是一种高消费、低福利、无尊严的生活，而农民工回到农村，却往往可以避开城市的消费逻辑从而过上相对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贺雪峰等学者认为，以农村作为农民工的退路，是一个较优的选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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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耿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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