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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表达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吉祥图案中的动物形象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通过谐音的方式巧妙附会而成为大家比较流行的图案，一类是民间借用传说和约定俗成的认识而制造的吉祥图案。利用谐音成为吉祥动物的个案几乎成为求吉图案的大部分来源。通过发音的相同和相似制造出人类对某种美好理想的追求，并因此成为长期族群或者一个地方相传承的习俗这不容易，但同时也反映出百姓朴素的对吉祥的追求心理，这样的求吉心理长期以往构成了一个集体意识，从而构成一种明显的外化的吉祥情结。“综观形形色色的中国民间美术世界，祈福求吉意象就像一道红线贯穿于其中的诸多具体品类中，成为它最基本、最稳定的文化特征之一。”（1）如果将民间动物图案也作为民间美术的一部分的话，张士闪先生在他的《艺术民俗学》几乎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民间动物图案的最大的特征。“有意无意地运用比较原始的意象思维方式，以夸张、变形、颇显奇异的人形物象尽情披露呈示着祈福求吉的情感心愿。”（2）如果回头检视那些活灵活现的充满了吉祥意味的动物图案，我们就发现民间智慧的美好和民间原始思维的可爱。那些图案上的动物，无论是现实中令人生畏的蝙蝠还是冰冷可怕的蛇，还是有些狰狞的貔貅，有些恶心的蟾蜍，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和民间百姓对它们寄予的美好情感，很显然，图案上的这些属于丑类的动物一下子身价倍增，成为百姓美好希望的寄托，成为一类充满吉祥的象征物。在对这些丑类动物的艺术处理中，如果没有想象没有变形或者夸张，我们也许是很难将自己内心的渴望和寄托心甘情愿地通过这些动物进行表达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图案作为艺术品其实已经深深地内化了民间百姓的情感，这样的借助艺术对象本身表达自己精神诉求的特征是每个艺术家都必将经历的过程，可以说每个民间流行的动物图案都是创作者将情感外化的“精神镜像”。如果我们对第一类的谐音表达的动物图案就做这样总结的话，似乎还没有真正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因为在谐音表达的动物中有丑类和美类，那些美类的动物，比如孔雀比如狮子比如燕子和白鹭以及仙鹤等等，它们本身就符合大众的审美观念，并经过时间的积淀成为从传说到现实都令人喜爱的动物。它们成为吉祥图案似乎情有可缘，但为什么丑类的动物也常常成为百姓求吉的象征物呢？仲富兰在他的《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中说：如果说“悦目”是民俗物品直接唤起人们的审美感受，那么“怡神”则是民俗文化审美方面所追求的精神境界的表现，也是一般工艺品与民俗艺术或者民俗物品的区别所在。（3）我以为民间动物图案的吉祥情结恰恰是为了满足“怡神”的需要。这样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取得百姓的心理满足，满足他们求取吉祥平安的良好精神愿望，另一方面似乎还应该与传统文化中，尤其是民间文化中流行的“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关。民间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神灵保佑的，因此，抬头三尺有神灵，因此对待那些无处不在的神灵要保持足够的尊重。这里的“怡神”是否还有娱乐神灵的意思。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从历史沿革和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对丑类的尊重和重视恰好是人类对它们的畏惧感而造成，就如同长期以来人们对龙的崇拜一样，在对龙崇拜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将一种巨大的有无穷威力的“龙”作为一种图腾崇拜，从最初的畏惧到敬畏到成为人类精神的象征物，这里似乎都渗透着人类信仰的渐变过程和微妙的心理转换过程。“即使艺术是纯粹的想象，它也必须从具体现实的土壤中萌发出来，艺术家必须真正地存在于一个真实的世界中，他的艺术作品必然是对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经历的一种理想化描述，尽管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个事实。”（4）民间艺术家的想象不是凭空的，能够将恐惧的蝙蝠，一个夜间出现的野兽艺术化为福星的代表，转化为人们幸福的精灵，这是民间对幸福的渴望，同时也是人类对缺陷现实的一次典型的艺术弥补。如果对这样的思维方式做一个抽象。我以为，丑类如果代表生活的“缺陷”，那么对它们附加上吉祥的符号，便是“化险为荑”，这似乎又暗合了流行在民间的“禳解”仪式。当然这只能是我们对民间图案所表现出的这类丑类崇拜做出一点推测，因为“艺术不对任何事物作出断言，而类似于此的真理却是一种断言。为了成为自身，它需要逻辑形式。艺术让我们遭遇了失败，因为它不作出判断。它把一个预言怀在腹中，却不能把这个胎儿生育出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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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马知遥的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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