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乡民艺术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分析乡民艺术的种种表现，以及渗透其中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极大的“镜像”特点。中国的乡民艺术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它从图腾崇拜里来，将长期以来民族趋吉求福的心理在民俗活动中得到了形象而生动的艺术体现，而且深深渗进百姓日常生活，并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的观念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关键词：乡民艺术 日常化 精神镜像 吉祥表达
中国的乡民艺术在当代强势文化面前，显得乏力和停滞。在政府行为的干预和保护下，它们正渐渐重新为民众认识。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文化的守望者，不能只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叹惋和无奈，更多的应该是积极参与挽救和发展。回顾百年乡民艺术的研究，诚如张士闪所言，“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从1920年代的骤起波澜，到1950年代以后的云谲波诡，再到1980年代以降的峰回路转，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抽象化、工具化、符号化然后返归乡土语境的过程。”［①］他看到的是乡民艺术在历史价值范畴中的波动和螺旋性的发展过程。而如果我们从审美价值范畴去审视乡民艺术在中国百姓生活中的作用，把目光聚焦于乡民本身作为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时，乡民艺术的艺术功利性表达就得到了凸现。那些流传并在日常生活处处可见的乡民艺术构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历史甚至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从这些鲜明的艺术活动中，我们能看到构成历史的三大元素：文化、经济、政治在乡民内心的表达和理解。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结论：乡民艺术的最大特点即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理解乡民艺术的功能恰应从它的日常实用性入手。“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乡民艺术，既具有一定的现实功用，又具有超越现实的艺术审美的意义，而这种超越却始终未曾脱离生活的日常性。或者说，它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最朴素的意义，同时又蕴含着超越现实的无数可能，这其实是理解乡民艺术的关键之处。”［②］此言极是。
构成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是中华民族吉祥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有许多共有的吉祥物。汉族一些吉祥图案，受到许多少数民族喜爱，一些少数民族吉图案，也被汉族吸收。汉族和少数民族吉祥物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我国的少数民族有自己创造的吉祥物，是本民族象征文化的集中体现，展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特质。“比如一些民族有影响的代表性吉祥物，是由图腾崇拜演变而来的，如柯尔克孜族的白鹿、羌族的羊头、白族的金鸡、哈萨克族的白天鹅、畲族的凤凰、黎族和壮族的青蛙、苗族的蝴蝶、塔吉克族的山鹰、拉祜族和佤族的葫芦等等。”［③］从北方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中，有论者以为汉民族的十二生肖有可能是受到少数民族吉祥物的影响，不是没有道理。其实从十二生肖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先民对动物的喜爱，而每一个生肖都成为人们当年心目中的吉祥物，尤其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在传统年节越来越淡薄的今天，生肖仍旧成为华人心目中的吉祥物的代表似乎可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吉祥文化对人们潜移默化的作用，每一个生肖几乎成为人自身对各自属年的记忆，因为对自身的关注而关注其生肖，并因此将祝福和吉祥灌注于生肖，这时候，生肖已经成为主体自身的象征物，它从这个生肖物身上看到了自己，并且找到某种一致和暗示。这正表明了来自民间的风俗因其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人群“焦虑”，处于对未来不可知命运的恐慌，对不可抗拒力的精神缓解，民间的智慧通过吉祥物的情感寄托，巧妙化解内心的恐慌。这或许与民间仪式中的禳解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十二生肖活泼可爱充满人性化的形象也艺术地传达了人们对吉祥美好的主观诉求。
这也正好印证了柯林伍德的“精神镜像”理论，他认为认识到自身正是自我认知心灵的时刻，发现并不存在形成镜像的基础，即所谓主客体的区分，因为这一区分正是来自心灵本身的认识能力。它是心灵为自己制造的一种幻象，而包含着区域划分的知识地图也是一种虚构，因为从根本而言，各种知识形式都是同一的，都是精神对自我的认识，或者说是不同程度的哲学。正是远古先民们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他们找到了自然界中可以依托的动物作为想象中可以得到依靠和保护的神灵，从而幻化为自己部落或者村落的图腾。而那些所谓的生肖或者图腾也成为认识自我的一个对应物，主体将自身的认识投射到那里，试图从那里得到对自己的启示。所谓的“镜子的镜子”。
关于十二生肖的吉祥活动几乎贯穿了乡民的日常生计。如果从十二生肖中抽取一个动物，恐怕最能代表吉祥文化的莫过于“龙”。在山东武梁祠中有一个细节是关于对神农的描述：神农龙颜。“龙颜”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鳞介篇》记载这是龙头上的一物，如博山，龙无尺木不能升天。也就是说龙的魔力集中在它的额头，有了龙头上的颜，神农就能有像龙一样的魔力，这也可能与龙图腾有关系。古籍中描写黄帝、尧、舜、文王等肖像都有龙颜，到后来描写帝王时，比如汉高祖刘邦也说是龙颜。这也许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崇拜，也同时映射了百姓对龙图腾的崇拜心理。在他们看来龙是天上的神物，故可以保佑他们的太平。李西建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华夏民族审美意识的发育与形成过程中，原始的图腾崇拜构成了极其重要的遗传机制和母体作用，是构成民族审美意识的古老原型。中国原始文化有丰富的图腾崇拜，尤以龙、凤和火崇拜，对民族审美意识的影响最为突出。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华夏美学中的崇高范畴，其原始意象源于远古的龙崇拜，由语义转化进而产生出“大”、“全”、“无极”、“无穷”、“雄浑”和“阳刚”等概念。［④］而就这些概念所反映的内容看，无不表现出远古先民对吉祥的追求，他们试图从龙的身上获得伟大的力量，得到赐福和护佑。而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意象的原始图腾的标志，无疑反映出先民对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量的内心热望和渴求，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那正是主体自身在认识到自身的缺憾而无力解决时的一种强力崇拜，希望有这样一种神奇而庄严的吉祥物能够满足自身的要求，所以，精神的需要诞生了“龙”，或者确切地说是先民潜意识中的“求吉”“趋福”意识诞生了具有极大吉祥意象的“龙”。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马知遥的个人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