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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于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第11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科学大会。这次大会是人类学家同文学批评家对话和交流的契机，会议主题即为“文学人类学”。会后由布伦斯威克大学人类学系的费尔南多·波亚托斯（F，Boyatos）教授编了《文学人类学》［10］一书。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文学界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强化，这一新的边缘学科引起更多关注。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设想更加倾向于把文学现象当作文化现象来看待，侧重于从传播和符号作用方面寻求理解文学特性的新思路。波亚托斯提交的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整合领域》，对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构想和研究程序、研究范式做了全面沦述。关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应当从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部引申而出。在诗学和文学理论，特别是小说和其他叙述形式的理论方面，有待开掘的丰富材料和尚未受到重视的多种角度均取决于跨学科努力。由于人类学涉及到多种研究人的角度和方法，人类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有责任去开辟新的研究层面。如对文本中的非语言交流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作品中描述的超语言的（paralinguistic）活动和人体动作的分析，展示了文学人类学的多种可能性。非语言交流系统构成了文学人类学之基础。通过对此类行为的分析可以把握到文化的模式，包括普遍的模式和人类生物学的（anthroponemic）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非语言系统往往是现实主义的要素。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这样的小说，充满对19世纪人们的行为和环境的细致的描绘。在波亚托斯看来，文学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应是“符号与传播”的方法，他为此而构拟出一套模式，称之为“符号类型学模式”（the sign-typology model），藉以分析叙事文学中的人类普遍要素和文化特殊要素。描述这些要素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波亚脱斯指出，作为跨学科的新事物，文学人类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只有充分组合多学科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弥合传统学科划分所造成的鸿沟，使我们对人与文化的理解达到一个新高度［11］（P7），波蒂斯－温纳，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职业人类学家和符号学家，也从人类学立场出发考虑文学人类学建构。她指出：人类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学科（an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跨学科的工作问题就是如何在不扭曲原学科的条件下使两个学科获得内在关联。人类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都没有截然不变的界线，如果有界线也是人为的和任意的。文学人类学的着眼点在于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对于文学表现形式的铸塑作用。由此得出的模式可以同别的文化中的文学模式进行比较，最重要的发现将是相似性之中的差异性［10］（P327-328）。
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恩尼格对于建立文学人类学提出的看法是：文学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学科，而不是文艺学的。文学人类学的目的是通过文学分析去发现人类学的素材。文学是标，关于某一人种的信息是本。决定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单位是一种社会单位，一个人种，而不是文学单位，如一种文体或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并不是把文学当作自足的实体而从内部研究的方法，而是把文学当作社会的实体，从而在外部背景关联中研究的方法。文学的概念应加以扩大，使之能包括各种书写文本：表现性的文本、描写性的文本，意欲的（conative）文本，审美的文本。所有这些文本都将作为人类学素材而加以分析。文学人类学还必须考虑：语言的文本（书面的或口头的）只是文化文本（culture texts）的一个层面。文化知识还储存于其他文本中，如“身体的文本”（somatic texts）、“对象的文本”（objeetual texts）和“环境的文本”（environ-mental texts）［10］（P332）。
由于上述学者都从人类学立场出发来构想文学人类学，使这门新辟学科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下属分支，而不是文艺学的分支，这自然引起某些争议。握太华卡尔顿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萨坎尼（Stephane Sarkany）便认为，应当在“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和“文学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literature）之间做出区分。这不光是术语的问题，它关系到学科建构的方向。我们究竟是对文学本文中社会文化状况感兴趣，还是对作者、读者在符号活动中不同作用感兴趣？除了此之外，还应考虑到第三种理解：“文学人类学是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本文的研究分析。”这看法同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相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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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徐杰舜的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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