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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太太这样讲述当时出去要饭的情景：“我和同村两个侄子一起，拿着几件旧衣裳爬汽车到山里（山区县粮食较多）去换粮食。（她讲到衣裳是个人的，生产队不管了）。我要饭回来，拿衣裳换了二十一斤棒子（带芯的玉米），四十斤山药干（白薯干）。这（指丈夫和儿子们）都脱了老光膀子（脊背）踩去，把山药干和棒子一块儿踩了，踩了就熬粥，都脱了光脊梁吃，这下可吃饱了。吃了，都出汗呢，光着老膀子吃了顿饭呐，就跟（在）这炕上。我这心里是又乐吧，又哭。”（访谈记录sy－6）。
对农户私有财产的剥夺曾在一个时间内达到极端，XY村不只一个老人回忆起大跃进时期各家各户的烟囱都不准冒烟（即不准自家做吃的东西）的事：“挨饿的时候，那房顶的灶筒一冒烟，这屋里头就来人了，村里那些积极分子这就来了。那季儿（时候），说是左呢，都是强制的事儿，谁不怕啊？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在屋里煽了灯两口子（夫妻）也不敢说，这窗户根儿底下听着呢。你就是俩人走到一块儿，一个碰头儿，你要说话就不行，你要说话就得问你们俩说什么来着？就是黑间煽了灯你也不敢说什么话。”（访谈记录sy－1－b，sy－10）
经过这样一个极端强迫性的剥夺过程后，普通的农民家庭除了一所房子、几样简陋的家用物品和身上穿的衣服以外，近乎一无所有。
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使农户再度获得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无论从事种植业、副业、工业还是商业，农民家庭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不仅填饱了肚子，而且日渐殷实，有的还初步达到小康以至富裕的水准。很显然，这一时期农户所积累的家庭财产基本上都是小辈人的劳动创造的。这一代老人则处在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当他们年富力强时，正是被剥夺殆尽的时期，根本没有可能为子孙积累家庭财富；而当追求小康和富裕成为可能的时代到来时，他们已经日薄西山，垂垂老矣。他们没有什么家业、财产、荣誉可以传给下一代，或者说在代际交换中他们无所付出以换取回报，这意味着付出－回报型的代际伦理关系的经济基础改变了。从代际交换的公平逻辑而言，老人所要求后代的无条件的回报不得不让位于小辈人所认可的有条件回报。对这一处境老人亦十分清楚，他们感到“抱屈”但却无从抱怨。玉泉老人感伤地说：“我们这个事业，产业，就是这个破房，（指房子）就这么个样儿；现在人家（指儿子）盖了好房了，都是人家个人儿挣的，他（指儿子）也看不起你这个。老人什么权力也没有了，你吃饭还得吃人家轧书包挣的钱；种地，你又种不了地了，也挣不了钱了，吃、住、喝，一切都是小人儿们的，那个大权都在媳妇身上呢。现在家家都是这个样儿。你老了你吃谁啊？你动唤不了了，老了，你只可依靠小人儿们呐。也有好的（指对老人），忒（特别）不好的也少，忒好的也少。反正啊，不虐待的这个，该吃饭了吃饭。当老人的谁敢要什么理儿啊？什么也不敢要，谁也不敢要，他（指老人）还不明白这个啊？你要搁到早先，那老人们可不行，那是对小人儿们忒要理儿”。（访谈记录sy－1－a）
如前如述，代际之间权力关系转移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具体而言就是儿媳妇从原来完全听命于公婆丈夫到现在“当家作主”的地位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也是与国家政权、国家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步而行的。一些老人说：“这个年青的媳妇吧，她都在这个毛主席领导的那时候，加强革命，妇女解放，就不讲这个‘孝’字了。”“妇女翻身解放了，这个媳妇就不爱要老人。”对她们来说，老人纯粹是一种累赘，“她们就是硌硬（厌烦）老人，恨不能‘拔了萝卜地皮宽’。”（访谈记录sy－1－b，sy－5－b）
2．宗族制度及与之整合的文化意义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崩塌瓦解：宗族作为一种制度结构被行政权力机构替代，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结构也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通过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原来维系着传统宗族制度与文化的仪式、信仰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不复存在，文化意义系统的改变是导致赡养规则变异的另一重要因素。
XY村孙氏宗族的变迁可以作为上述过程的例证。孙姓是该村落最大的姓氏，占到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1949年以前居住在XY村孙姓宗族分为四支，称为“四大门”，分别以“四之堂”、“六合堂”、“振远堂”、“慎徽堂”命名，支系清楚，辈份分明；所有成员的名字也都是按辈份排字的（访谈记录sy－5－a）。各支都有自己的家谱和总谱（孙氏族谱），年节之时孙姓子孙还要磕头拜祭家谱上的列位祖先（访谈记录sy－6）；各个堂都有德高望重的长辈，遇有纠纷事端即出来主待公道，断决调解。孙氏宗族虽然没有祠堂，但围绕着宗族的活动却不少，计有：拜年，即过年时大人带着小孩给族中长辈人磕头拜年，爷爷、大伯、叔叔都要拜到，该叫（称谓）什么叫什么，这被认为是从小传授规矩礼节；青年人结婚时大家族的四大门长辈都需拜到，要连续拜三天，称为“带三”（访谈记录sy－5－b）；死了人办丧事，五服之内的亲属都得身着大白孝褂子去陪灵祭奠（访谈记录sy－1－b）；清明时节，要为死去的先人上坟祭扫，其时有所谓“清明会”，即宗族成员在一起聚餐，孙氏男性成员都要去参与，叫作“吃清明会”（记谈记录sy－5－b）。
此外，日常生活中也讲究诸多礼仪规矩。如亲属称谓，从小就要教会孩子如何正确称呼族中长辈，“该叫爷爷叫爷爷，该叫叔叔叫叔叔”，不可错称（访谈记录sy－10）；再如吃饭时，讲究也很多：老人什么时候都得坐在“上坐”（炕上背靠窗户的位置），小孩坐在哪，谁挨着谁，如何夹菜，如何添饭都有一定之规。如果来了客人，招待吃饭，也得先把老人请过来，老人没来时客人也不吃。特别是儿媳妇从不敢上桌子吃饭，她得把一家人伺侯好了，自己才能坐在炕沿上或站着或者在厨房里背着人吃（访谈记录sy－1－b）。居住方式也有一定之规，按惯例老人得住在上房，也就是正房的东屋，小辈人一般住在西屋或者东、西厢房里（访谈记录sy－5－c）。
这些仪式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礼数规矩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很平常的，但正是这些常礼常规经过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重复，不断地建构和重构着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意义系统。因而这些民间礼俗的被取缔也就意味着原有文化意义系统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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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郭于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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