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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在代际和性别两个层面都已发生了转变，作为长辈的老人因这一转变随着自然生理的衰败日益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非正式的亲缘群体如宗族组织已不复存在，相应的道德约束和社会评价力量趋于消解，对于失范者的约制和处罚力量业已丧失。而属于国家政权系统的正式机构和正式规则对这一领域的介入较少，调解系统的干预仍使用传统代际交换的公正原则进行说合，法律机构的介入和依条文做出的判决常常无法对农民实在的生活世界产生结果。换句话说，在礼治秩序趋于消解后，法治秩序并未能提供使乡村社会正常运行的替代机制和规范。这表明传统代际交换关系的维系力量和存在基础已经完全改变，这是致使传统交换逻辑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
五、地方性知识的失落与国家力量的基层运作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中关于赡养老人的规定是宗族制度的一部分，也是社区的共同规范。“孝”是立身为人之本，亦是理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从小至个体、家庭推广到大至国家、天下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固然，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并非没有不孝之人，并非不存在有关养老的家庭纠纷，但对于失范行为和违规的个体毕竟有相应的约束和惩戒去对付，整合的行为规范和意义系统可以维系家、族、社会各层结构的运作和继替。以习俗和惯例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与观念如格尔茨所说“乃是一种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以特定意义的方式”，这一套可以满足社区和群体需求的行为规范和意义系统正是完整而自足的“地方性知识”（Geertz，1983）。
现代农村社区中代际之间的交换逻辑发生了改变，而这一过程是与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全面、有力的渗透相伴随的。杜赞奇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所进行的社会史研究曾经非常出色地阐释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杜赞奇，1994，pp．20－33）。而这一互动过程在1949年后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进行：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不再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而成为国家力量轰毁的目标；国家不仅仅“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而是力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
对华北部分农村民间口述历史的搜集记录可以让我们约略看到这样一个替代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国家行政权力对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替代；国家政治话语对地方性知识的替代；国家仪式对传统社会仪式如宗教的与宗族的仪式的替代；国家和领袖崇拜对民间信仰的替代。在XY村，通过人们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追述，我们仍可感知那一幕幕相当仪式化的运动过程，它们有着一整套近乎程式化的表演。各种“运动”程序和方式，诸如“扎根串连”，“忆苦思甜”，大会动员，呼喊革命口号，张帖标语，控诉批斗，向领袖请示汇报，还有“刮骨去毒”、“洗澡”、“辩论”（即众人指责、批判某人）等等在人们脑海中仍记忆尤新，一些革命话语还留在人们的嘴边。这样一种综合了制度、仪式和象征的替代过程或者部分替代过程可以说是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机制，也是文化变异的本质反映。
上述变迁过程表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就是“孝”、“报”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和老人的赡养作为社会问题而出现。哺育和反哺这一交换环节的断裂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从根基上的动摇。从当代农村中的老人赡养问题，可以观照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和文化意义的改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进入与支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1．代际之间权力关系的转移，伴随着农户财产关系转变的过程，即个体农户的财产转变为集体财产（经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而后又从集体财产变为家庭财产（经过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的过程；准确地说正是后者导致了前者。
小农家庭在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生育单位，也是血缘传续、财产继承和文化传递的基本单元。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初，“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生活理想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得以实现。但为时未久，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即告结束，经过合作化及相继的人民公社化过程，农户再度与土地这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告别。在最极端的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期，农户家庭不仅不再是生产单位，甚至不再是生活消费的单位了。XY村中年以上的人都清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和吃大食堂的经历。
桂华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指59－61年）是“低指标，瓜菜代”，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说是“先饿死牲口后饿死人，剩下干部一大群。”（访谈记录sy－7）
玉泉老人对饥饿留下痛切的记忆：“那会儿（指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忒（特别）困难啊。（在公社大食堂）一天吃二两。我是最困难的了，拉着七口人。我挨饿了好几个月，一天吃二两，这腿都肿了，肿的也走不了道，还得依靠着我做活，就这么凑合着。仗着那季儿我还年青，要不差一点没饿死了。”（访谈记录sy－1－a）
该村从58年到61年有大约三年吃大食堂的历史，当时棒子芯、野菜、柳树芽、榆树钱、槐树花都已经进入日常的食谱。那段惨痛的经历在许多过来者的心里难以抹去，几个老人分别谈到困难时期的事情时，十分一致的记忆就是“一天吃二两”和“饿死四、五十口子”：“那时候一天二两，统一吃食堂，大锅饭嘛。棒子芯（玉米核）粉烂了（磨碎了）掺点棒子面就那么吃，一天二两，食堂当官的还得弄点，实际二两也到不了。谁家不浮肿啊？”“饿死人饿死多了，（饥荒）闹得正严重的时候，哪天也死个俩的，四五十口子人是饿死的。”（访谈记录sy－1－b，sy－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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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郭于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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