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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的改变和社会流动与交往范围的扩大，生活节奏的加快，都使传统的赡养规范和孝亲观念发生着变化。观念与规则的过渡性状态使得农村中老人的赡养呈现为问题化的趋势。通过对赡养事件特别是其过程进行调查、分析，对其传统和现代形式的共性和差异作比较，是理解亲缘群体内部公平逻辑的适当角度，也是动态性地认识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重要方面。
养老规范的改变与做为外部力量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农村社会的全面进入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正是国家力量的渗透带来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的变化。人们十分关注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是否摧毁并替代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基础？如果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文化意义的改变真的发生了，那么转型和断裂是在哪个层次上发生和如何发生的？探讨这些问题不能只围绕着历史文献、儒学经典坐而论道，而需从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中找寻答案。孝亲敬老原本是这个民族文化内核的重要部分，是修身为人齐家治国之根本。这一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代乡村社会中代际之间的互动依循何种规则，较之传统规则与观念有什么不同，从生活世界一个很基本的层面展示了农村社会结构与文化意义的变迁，并提供了认识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以上研究表明，传统社会中代际传承和亲子间的互动依循着一种交换原则，它所包含的既有物质、经济的有形交换也有情感和象征方面的无形交换；其公正性在于每一个体在一生中的付出与他所得报偿基本相衡。代际交换关系的维系在于传统家庭中的男性长辈的权力、权威，也在于宗族制度和与之配合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作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是为这一运作于乡土社会的规则提供了合法性与正统观念的基础。
经历了1949年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乡村社会中代际交换作为一种衡量公正与否的逻辑仍然存在，但是可交换的资源、交换关系的经济基础和使交换得以维持的结构性约束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变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格局都发生了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XY村和其他一些村落观察到的现象告诉我们，在各种相关因素中，影响了代际关系改变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国家力量。农民生活世界的现象表明，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已前所未有地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一不与国家发生了关联。原有的宗族制度与文化已处于无可挽回的瓦解状态，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消解着传统的伦理思想和道德逻辑。这一时期的国家正统思想不仅与原有的传统规范和意识相抵，而且作为一种强加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地方性知识。Helen．Siu在她对中国民众仪式和信仰的研究中曾指出：“如果说民众仪式行为的淡化在台湾和香港是由于市场的世俗化力量，那么在中国大陆农村则是由于一个垄断性的国家力量的介入。”（Helen F．Sui，1989）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研究说明，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力量所致。
本项研究意在通过代际关系的变化探讨国家如何使用行政力量和象征系统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运作逻辑和规范。我们当然并不认为传统的代际交换逻辑和相应的文化意义是完全合理与完美的，它以牺牲年青一代和女性的主体性为代价，它有许多僵硬、荒谬以至残忍的内容，但它毕竟是一套自足的维持生命继替和社会运作的机制，它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我们试图通过农村的养老制度及其变异认识国家、社会与文化象征在特定历史时期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带来的是传统社会结构和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结构的消解。当代新儒家曾提出儒学从“建制化”向“日用伦常”的方向发展，并希冀其从“私域（修身、齐家）向公域（治国、平天下）投射影响力”（余英时，1996：pp．40－41）。而上述过程表明，一种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生活逻辑需有相应的制度化结构与之配合，道德理念不能作为没有制度化基础的空中楼阁而存在，否则即使在相对的私领域中，所谓儒家伦理的“日用常行化”也是无法进行的。河北农村关于养老的现实表现的正是一套非正式制度和象征体系所支持的代际交换关系是如何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断裂的过程。如果没有一套整合的、相互配合的社会运作系统和文化象征体系，如果不能将仍需保留的传统价值观整合到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规范体系中去，而只是出于治理的权宜之计、实用主义地选取所谓“精华”，剔除所谓“糟粕”，那么所谓“精神文明”和新的道德观念体系的建设将无以依凭，“宏扬民族传统美德”的口号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1997年7月于北京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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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郭于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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