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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主导的、以革命运动的形式推进的社会工程和社会试验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也带来普通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变化。革命的目标在于拯救劳苦大众，革命的过程被声言是解除苦难的过程，但救苦救难的革命也有可能造成与其初衷不同的后果，进而带来新的苦难感受。
历史具有一种力量：我们从普通人民的强韧生存中能感到这种力量；我们从导致社会结构性巨变的革命中能感到这种力量；我们从不同时代专制者对历史的惧怕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统治者尤其是专制暴君都惧怕历史。无论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历史都像是盘亘在他们心底的魔影。他们的残暴其实来自于恐惧，对历史的恐惧——赶尽杀绝是害怕复仇，封杀历史或伪造历史是害怕留下罪恶的历史记录，防民之口是惧怕在任人评说的历史中遗臭万年。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从农民对苦难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到苦难是有重量的，苦难也是有力量的。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否则普通人的苦难便一如继往地无足轻重。历史已向我们显示：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了社会的力量；去除了先赋性或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
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多年来的访谈和研究工作已使我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苦难的社会属性和苦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哪怕他／她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不可以随意地消失！历史，不可以轻易地被遗忘！而历史和现实却一再地告诉我们：无论是谁，只要是作为工具而存在都不会、不必留下历史。普通老百姓在统治者眼中一直就如同沙石泥土、蝼蚁草芥，是“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工具。普通人在历史中的销声匿迹恰恰因为他们是工具，而工具是不必留下使用记录的；工具甚至还不如统治者钟爱的香车宝马、宠物珍玩。应作为根本的人在历史中消失了，只作为统计数字而存在；在统治的视野中也消失了，只作为工具而存在。这样的现实和历史也让我更加确信，每个有可能记下自己的、家庭的、他人的历史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因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苦难在普通人的生存中是主要的内容，在苦难中生存也获得一种力量，就此意义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力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有意识地忘却历史特别是苦难的历史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技术，与之相对应的权力技术则是加强幸福的感受和记忆。难道不是吗？我们屡屡看到，幸福感是可以制造的，微笑是可以练习的。难怪有人感叹“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族，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研究还是一种探索，其间充满了从思想到方法的种种挑战与困境，也同样不应忽视对历史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思考。正如布迪厄所特别强调的，“如果进行沟通交流，没有什么比同时关注从访问者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生发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真实也更切实的方式了”（Bourdieu，1999，607）。具体而言，在口述历史的尝试中，研究者与读者在面对当事人／亲历者的讲述时，位置应该是同样的；这就是说，读者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研究者的分析、解释，而且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而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种穿针引线，通过口述历史的重构把那些以往发不出声音的人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就此意义而言，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缺。口述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而研究者除了将这“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就此而言，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使“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
口述历史如同文字历史，当然也是一种建构，但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建构，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建构，是不违背常识常理的建构。而且不能因为文字历史也同样是一种建构而不顾其真实性——本质的真实。
苦难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讲述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的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个人的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由于“苦难的社会性”，个人讲述才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这也是个体性的“苦难的讲述”能够成为历史的原因所在。而以往底层普通人的苦难和他们对苦难的讲述通常被淹没、被遮蔽的原因，就在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
“苦难”的社会属性（social suffering）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但它决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事业，而是关系全体人民生活和命运的历史过程。千百万普通人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这样一段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当然应该也可以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来理解和分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有着共同或不同命运的“受苦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无疑是历史巨轮下的铺路沙石，然而被碾压的沙石难道就不应该被关注、被记录、被表述吗？毕竟那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将文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命题才真正有意义。
Bourdieu， Pierre （1999），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olity Press．
Kleinman， Das， and Lock （ed. 1997），Social Suff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载《读书》2008年第6期 题目改为“倾听无声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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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郭于华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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