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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不同意“共产主义文明”的提法，毕竟“文明”这一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形态完整并且发展到相当高水平的文化与社会。关于“共产主义文明”这一概念，在与同仁的讨论也中经常遇到不同看法。意见分歧不足为怪，争论多了就慢慢了发现分歧的由来，特别是一次与外国学者的讨论终于让我明白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看法正是来自于对“文明”一词的不同理解。不同意将“共产主义文明”用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观点认为，这一段历史时间不够长，原属“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大都在半个世纪内就发生了解体、重构或者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样一种统治类型是缺少人道、违背人权因而是决难称作“文明”的，一些西方学者最多可以承认那是一种“共产党文化”。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先看看有关文化与文明概念的解释：
将“文明”与“文化”对应地看，是因为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处于不同的“级别”，虽然广义来看二者有相通之处，但“文明”通常被用于某种高级的、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文化。从概念释义中我们不难理解“文明”一词的含义、它与“文化”概念的区别。应该说“文明”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状态，是相对于“原始”、“蒙昧”、“野蛮”状态的人类社会发展或进化的产物。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文明是一个过程（the process, becoming），是动态的和相对性的概念；特别是这一相对性体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将自己定义为文明人和文明的中心是诸多文化中不足为怪的现象。因而，我们若从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就不难体会到这一明显褒义性的概念其实如同许多文化概念一样也是社会认知和文化定义的结果，表达了潜意识中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的开篇即指出：与社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相伴，人的行为和经验，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的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在这本探讨“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的书中，埃利亚斯目光犀利地一语道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他还特别指出，在英、法两国，“文明”一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有教养的”一词与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
埃利亚斯对“文明”与“文化”概念的社会起源的论述，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概念在人们的使用中和由使用而显示的认知意义，那就是对自己所属的文明赋予宏大、高级、美好、理性和独特的优势意义。
由上述对于文明的理解出发，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建构过程能否被视为一种文明呢？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而那个农业文明古国恐怕没有人不承认是与其他几大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或华夏文明。新社会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断，更不是退回到“原始”或“蒙昧”时代。就此而言，称共产主义为文明应该不是高攀。
其次，从文明的具体因素，即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来看，发展与现代化的主题始终是被追求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是成为了最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虽然其间经历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停滞、缓慢阶段，但毕竟极大地超过帝国时期甚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而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引人注目。
此外，在所谓精神文明包括文化、艺术，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埃利亚斯所说的“世界观”方面，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成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恐怕都不能不认为是属于“文明”的范畴。虽然这一精神文化领域的创造不时地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说到政治体制和与之相关联的人权状态，最为西方所诟病，但无论如何恐怕还是不能简单地归入与文明相对的野蛮状态吧？毕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奋斗是对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追求——那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有着最辉煌前景和最美好期待的社会。虽然乌托邦理想带来的结果是人类的悲剧，但其初衷并非某个人或某些人有意设计的恶，也不是狂人或傻子的行为；在中国那曾经是最有抱负、最具学识和智慧的一群精英开创的事业；那也是吸引最多的人为之牺牲、奉献的事业。至于为什么美好的初衷却导致整个社会的悲剧，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我们不能因为“共产主义不是文明，而只是一场闹剧”的简单判断就放弃对它的深究，那毕竟是支配了我们民族半个世纪之久而今日依然没有寿终正寝的制度与意识形态。
就此而言，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和标榜的社会难道够不上“文明”的标准吗？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关注转型前的社会即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传统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三者交织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但却构成我们学术灵感和思想、理论的丰厚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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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民俗学博客-郭于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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