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策》一书原名很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之称，且篇次错乱混杂。西汉时刘向校图书，将其加以整理，因其国别，略按时序以编次，去其重复，得三十三篇，计十二国策。刘向认为，战国时期，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名《战国策》，遂定其新名。所以《战国策》的名称是刘向取的，不是一开始就叫的书名。东汉时高诱为之作注时已只剩二十卷，书已残缺不全。至北宋，高诱注本已只有十一篇，原文和注释均散失不少。曾巩便访士大夫之家，尽求诸本，据说三十三篇又全部搜集齐备了，于是校补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新本子。到了南宋，在曾巩本的基础上，出现了两个新的《战国策》本子，一为姚宏续注本，所谓姚本;一位鲍彪重新定次的新注本，所谓鲍本。前者是一个集注本，在高诱注本以外，还有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和晁以道诸本的内容加以集校，自己再续注于后。后者则不依高诱而自为注解，并将“西周策”调整到“东周策”之前。元代则有吴师道在鲍本基础上的补注本，简称鲍吴本。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中有大量的《战国策》文献残篇，其中有今本所无者，证明古本《战国策》实际上是十分丰富的。文物出版社将其整理为《战国纵横家书》出版，其命名较好地反映了该书的内容特征。今人缪文远等人对《战国策》有较深入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姚本为基础的整理本是较好的一种通行本。

　　《战国策》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和中山十二国策，史家将其与《国语》一道称为国别体史书，是研究战国社会的基本材料之一。《战国策》主要反映三家分晋以后至秦统一前的这段历史的特有的社会风貌，那就是策士作为社会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翻开《战国策》，我们就可以发现，是策士出面解决社会与政治危机的。他们从容不迫，游说各诸侯国国王或封君之主，带兵将领，三寸不烂之舌能敌百万大军，实非虚谈。那么这些过去在君王看来不足与言谈，此后又沦为附庸的文士为什么在战国时期获得如此辉煌的地位与成就呢?

　　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历史谜案。文人士子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大都对政治保有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说服君王接收自己的主张以影响社会。但是，此前的孔子孟子等都是不成功的。孔子周游列国，辛辛苦苦，最后无功而返。孟子对梁惠王可以说是循循善诱，努力启发他去实现王道仁政。但这些想法还是落空了。孔孟主张不能说不高明，我们从汉以后国家将其奉为国策和基本的治国之道即可证明。那么，他们的主张当时何以被时政所拒绝呢?战国七雄，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是实施儒家孔孟之道的。其间原因很多，其中，稳定一统的周代国家政权衰微是儒学不得其用的根本原因。儒学的基本政治组织背景是周代礼制国家，它是对周代礼制的恢复性建设努力过程中形成的学派。它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定的相对一统的政治形势。儒家的礼义仁政是一种治国长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而诸侯各国相互攻伐，需要的及时的有效的解危救亡之术，迅速的富国强兵之策。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有霸王扶持天子，全天下还有一个主题：尊王攘夷，那末战国时候就不再尊王了。诸侯国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自己怎么去作号令诸王的霸主，一个则是自己怎么在危机中保存自己。儒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所动侯王的目的，此时策士们做到了，文士们第一次尝到了调动驱使侯王的快乐。

　　春秋时诸侯争霸，主要依赖实力和威望，必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大国，方有称霸天下的可能。小国不可以争霸，宋国争霸，大家都认为不行。而战国时期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感到自己可以做一次头，带领大家去把谁讨伐一把。春秋霸王有准天子色彩，盟会以后，霸主有保护诸国的责任;而战国时期的盟会是建立一个临时利益共同体，领头的是召集人。这样的头，赵国作过，楚国作过，秦国也作过，连中山这样的小国也想作。这些小的侯国通过这种方式一是自保，另外，当一次合纵长或者召集人也是一种价值实现。战国的召集人与春秋不同，春秋是霸王一声令下，其它诸侯惟命是从。而战国时要调动其它诸侯，需要使者去游说，能说通就行，说不通事情则办不成。那么，事情的成败就与游说息息相关了。策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他是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生存和发展急需的一个社会角色。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国，策士都为政治生活所必需。由于关系到生存与发展，策士由边缘走向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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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蜥蜴残梦 2006-07-19 0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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