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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60年，对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可作如下概括：
第一，少数民族文学注重主旋律，同时追求多样化。我国55个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的历史进程，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展现了极为广阔的创作天地。少数民族作家利用这种创作优势，相当注意全方位地反映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作家艺术视野开阔，少数民族文学总体上呈现多色调，文学题材一步步拓展与扩大，主题也不断掘进和深化。政治、经济、文化，人情、人性、人道，自然生态、宗教信仰、民族风情，各民族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和作家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都在作品中获得了艺术表现。
第二，创作方法、表现技巧、艺术风格也日趋多样与丰富。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注意本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也积极地借鉴其他民族的手法和技巧，从异域吸取文学营养。以年轻小说家为例，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朝鲜族诗人南永前，达斡尔族作家李陀，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梅卓，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蒙古族作家阿尔泰、郭雪波、萨仁图娅，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巴格拉西，土家族作家蔡测海、李传锋、叶梅，仫佬族作家鬼子，壮族作家凡一平，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哥布，彝族作家李骞、纳张元，回族作家张承志、石舒清、查舜，满族作家叶广芩、关仁山、赵玫等，在创作方法或表现技巧方面都有大胆的探索并获得了可喜成绩，为全国文坛所瞩目，有的还受到海外的关注。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继承发扬传统却不故步自封，已经形成一个全新的开放结构。
第三，文学门类已基本齐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与影视文学等同时奋飞，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少数民族有悠久深厚的诗歌创作传统，特别是史诗、长篇叙事诗和民歌，数量多，质量也高，是我国文学宝库的珍品。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继承了本民族诗歌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创作了大量或长或短、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新诗歌。这些诗篇，感情炽烈、想像丰富、色彩斑斓、语言优美，内容和形式达到了较好的统一，散发着浓郁的芳香。因此冯牧1980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说：“少数民族诗歌是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改革开放3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成为少数民族文苑长开不败的艺术花朵。与此同时，原来比较薄弱的文学样式，如小说和散文也突飞猛进，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体裁，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齐头并进，迅速抵达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最可喜的是中青年作家的迅速成长，以及他们所显示的实力和获得的实绩。1986年冯牧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第二次创作会议上赞扬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探索，勇于创新，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文学观念，都有时代的新颖性，其中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已经跃进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冯牧讲话以后2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情形，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评估。少数民族的戏剧和影视文学，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文学体裁，但是已有长足发展，成绩不可低估。
世界文学坐标上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论述世界文学坐标上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应从《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起笔。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作为中国文学的关键词，跨进世界文坛，并被人们公认是人类文学艺术珍品。日前，以《尘埃落定》《空山》享誉中外的藏族作家阿来，隆重推出了重述《格萨尔王传》的长篇小说，这是“重述神话”全球出版工程中重要的一部，其影响是可以预期的。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藏族人民儿子，决不会辜负那个永远活着的格萨尔的期待和中外读者的希望。
如果不用惯常视角，而以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视角看，可以发现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边地、边疆的文学，草原、森林、沙漠、绿洲的文学，高原、山地、雪域、江河的文学，也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各种原初宗教十分活跃地方的文学。这一切都使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地区的文学有许多不同特点，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元素，包括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自然风景，不同的生态图景，还有超现实的神魔鬼怪与精灵，更有55个少数民族人民高贵民族品格和丰富内心世界的精神性图像。这不仅充实丰富了中国文学，而且充实丰富了世界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我们以往不注意而今天看来非常可贵的文学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3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对自然的书写，非常引人瞩目。以往他们把风景当成重要元素，借风景表现人文精神或人物心灵，但是多数作家对自然抱着敬畏或视自然为亲密伙伴，没有肆意驱使自然、征服自然以及与天斗与地斗的狂妄笔墨。改革开放以后，乌热尔图、郭雪波、李传锋、赵剑平等开风气之先，把一般的自然书写提升为生态文学，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以后，乌热尔图的多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丛林幽幽》，以及世纪之交出版的《呼伦贝尔笔记》等，不但深刻地描写了曾是“山之骄子”的鄂温克人既平凡又伟大的人性，深刻地描绘了被历史学家翦伯赞称为“中国历史后院”的大兴安岭和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记录了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怎样以俭朴的、不具破坏力的生存方式，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遵循山地生存的自然定律，为中华民族保存了这片近8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乌热尔图这些小说和笔记散文，为人类保存了森林狩猎生活的历史经验。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中国近30年诗坛上，吉狄马加是最早关注自然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朴厚也最先进的观念写了大量生态作品的诗人。他把歌唱人性光辉和美好自然结合起来，为中国多民族诗坛提供了艺术参照，引起了世界诗坛的关注。新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给世界提供了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新鲜经验，新中国多民族作家的宗教书写，也给世界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许多涉及宗教的作品不乏上乘之作。改革开放30年来，少数民族作家描写宗教的作品大量增加，艺术质量也空前提高。藏族作家的宗教书写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的宗教书写比较注重藏族人民的伟大心灵和高尚的文化精神。不少藏族作家以神性、人性、诗性的美妙变奏，为中国和世界读者提供了透视藏族人民伟大心灵和文化精神的佳作。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回族的作家对伊斯兰教的描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当然也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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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2009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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