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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甲子的历史和光照千年的辉煌
在一个甲子的岁月里，新中国大力扶持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造就了一支多民族、多梯队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引领这支队伍谱写了一曲多语种、多声部的交响乐章，创作了一大批多门类、多色调的艺术精品，还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建构了一套包括多部门、多功能的系统机制，在极大地推动55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并为世界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崭新的文学经验，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新篇章。
以历史的眼光，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历史事实出发观照，新中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文学。同汉族文学一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三大史诗世界一流，《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仓央嘉措情歌》《萨迦格言》《元朝秘史》《成吉思汗箴言》《红楼梦》《满族说部》等等数以百千计的作品，都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学珍品。在伟大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迅速崛起并走向繁荣，创造了光照千百年历史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没有名分，方死方生;新中国成立6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不仅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称谓，成为国家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国家的重点扶持和细心呵护下，以光辉的文学成就，既为自身也为国家赢得了崇高的文学声誉。这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在回望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光辉成就时，我们不能忘记国家民委、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许多领导、作家、学者，不能忘记茅盾、老舍、贺敬之、王蒙、冯牧和玛拉沁夫等所有那些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人，他们的言论与实践，虽然都具有个性特色，但从根本上说，都体现着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包含着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殷切期待。
2008年2月，玛拉沁夫在接受文艺报记者王山采访时说：“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老作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骄傲。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民族政策、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定安、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的时代大环境，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是完全不可能的。”(2008年2月26日《文艺报》：《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二次“上书”》)这段话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一个甲子的历史具有光照千年辉煌的根本原因。
55个民族组成的文学集团军是文学中国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总的文学进程，包含着一系列划时代的转变;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变;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变;由非社会主义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转变。引导和推动这些转变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实现这些转变最重要的条件和动力性因素，则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
在漫长的历史上，我国有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不足20个，其他少数民族只有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有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形成作家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和“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运动”一样，作为关键措施进入共和国的文学机制之中，少数民族作家便一个个带着尊严和荣耀进入新中国文学殿堂。在这个神圣殿堂里，各民族作家都有一席之地，受到爱护和尊重。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作家，也成为文学界的共识和风气。在短短十几年间，随着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形成。文革十年间，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便以几何级数增长，速度之快史无前例。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中的少数民族会员，1980年为125人，1986年为266人，1998年增至625人，2009年达到988人;全国各地方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会员总数，1998年已达5000人，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
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素质也不断提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大体上有三种文学资源：一是本民族的文学资源，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资源，三是世界其他民族的资源。面对这三种资源，少数民族作家都能根据需要，借鉴并创新。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训练，以及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自我提升，对作家素质提高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60年岁月流逝中，老舍、沈从文、包尔汉、萧乾、李乔、端木蕻良、祖农·哈迪尔、纳·赛音朝克图、金学铁、乌·白辛、穆青、乌铁库尔、库尔班阿里、李凖、克里木·霍加、李根全、铁依甫江、黄勇刹、伊丹才让、丹真贡布等文学大师和杰出作家逝世，但他们的文学业绩，将与共和国的历史同在，并对后来者永远有昭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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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2009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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