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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诗学解读
巴·布林贝赫教授是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诗学理论家。他不仅写了众多传世诗文，而且出版了《心声寻觅者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直觉的诗学》等诗学理论专著。他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5] 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该项研究是从诗学角度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力作。
《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中作者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表演艺术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了立体的综合的解读，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揭示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深刻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该项研究中探究了蒙古英雄史诗的特征。巴·布林贝赫教授通过对产生于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经典性、代表性史诗作品的综合分析，认为原始性、神圣性和规范性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共同特征。作为原始性主要指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婚姻”和“征战”母题，同神话思维联系在一起的人物形象组合以及宗教观念中的拜物教、泛灵说和自然崇拜的痕迹;所谓神圣性主要指史诗产生(创作灵感)的神秘性、传承中的不可更改性、社会功能所包含巫术性能(祈福驱灾)和伴随演唱活动的仪式性;所谓规范性主要指人物形象的类型化、故事情节的程序化和描述方式的模式化。巴·布林贝赫教授指出，蒙古史诗通过对“三界”(上中下)、时间、空间、方位、数目的生动描述，表现了游牧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史诗中把正面人物的高贵性同上界联系在一起，把反面人物的丑恶性同下界联系在一起，中界是他们生活和斗争的主要“场所”。混融性、形象性和模糊性是史诗时空观的主要特征。
(二)阐释蒙古史诗正面人物的基本品格，归纳了反面人物形象禽兽性、鬼怪性和人类性的三种基本形态。认为人性与神性、共性与个性、伟大与幼稚、诚实与残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蒙古英雄史诗正面人物的基本品格。反面人物形象尤其蟒古斯的形象，从外表到内心、从灵魂到肉体、从起居到环境，均充满着“丑恶”特征，具有很高的反审美价值。如果说蒙古史诗中的正面人物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蟒古斯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的话，那么只有英雄的坐骑骏马才被塑造为具有兽性、人性和神性为一体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蒙古人对马的崇拜和神圣化。
(三)以文化变迁为参照系，对史诗的发展、变异和衰落作了动态观照。认为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原始史诗阶段、发达史诗阶段和变异史诗阶段。原始史诗反映了狩猎、游牧经济生活、氏族社会特点和原始宗教。发达史诗基本上反映了游牧经济及其文化形态、宗教观念中萨满教和佛教影响并存，婚姻征战的基本母题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产生了新的母题。变异史诗(科尔沁史诗)，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母题，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印藏佛教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导致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作品结构、语言诗律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科尔沁史诗是在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从信仰萨满教向信仰佛教过渡阶段繁荣起来的。如果说，卫拉特史诗标志着蒙古英雄史诗的黄金时代和高峰的话，科尔沁史诗则标志着它的衰落和尾声。
20世纪以来，国际知名蒙古学家诸如俄罗斯的符拉基米尔佐夫、德国的海希西、美国的波普以及蒙古国的策·达木丁苏伦、波·仁钦等，都对蒙古史诗做过研究，但各有侧重面，或是对史诗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或是对母题结构的研究，或是对史诗形式的探讨，或是对史诗某一侧面的分析归纳，都分别代表了他们各自时代的水平，有些理论认识，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超越。但是宏观上从广义诗学的角度来对蒙古英雄史诗加以把握和驾驭的还不多见。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从蒙古英雄史诗自身的特质出发，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进而将蒙古史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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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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