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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述种种，通过汉军旗人的宗谱以及汉军旗人烧香祭祀可以看出，祖籍云南者在汉军旗人中占有很大比重，但这是否反映了历史的起初情况呢？仅作如下的比较与考辨。综前所述，从所见宗谱看，祖籍云南者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直书祖籍云南；一种则书祖籍为小云南，而在史料记载中则无小云南之说法，均直书云南。据笔者的了解宗谱的记载比较更符合实际，因为在生活中汉军旗人确实有云南和小云南之区分，那么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通过笔者所查阅的近八十份宗谱来看，大体有如下三个规律：其一，凡是直书祖籍云南者，绝大多数来自清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而自称小云南者，大多数来自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间，三十年以后就逐渐稀少，只有一种提到永乐扫北迁来关东山字样。第二，从宗谱上看，凡直书云南者，初来时大多落户于边远地区，而小云南者有较大一部分落户于辽南金、复、海、盖及辽东本溪、凤城、丹东一带；三，从小云南来者的宗谱中有两种写法，如：“祖籍云南，康熙二十××年由山东转迁至××”或“原籍云南，康熙××年迁至山东栖霞小云南，××年迁至××”。后种比较具体。 从以上三规律可以看出，凡自称小云南者，只是想说明他们立谱的先祖是从“小云南”来辽东，并不否认其祖籍地在云南，其次可以看出不管“云南”或“小云南”大多于康熙二十年以后直接由云南或转由山东迁入辽东。有一个时间的上限。这样问题就比较清晰了，即不管祖籍云南或小云南的汉军旗人，其先祖实际上大都是康熙二十年最后平定“三藩之乱”以吴三桂部属为主的“流徙罪犯”及“降卒”。
客观的看，尽管学术界一再强调，满族是一民族共同体，但清初的三藩之乱以及后来北方出现的一系列动乱，实际上是民族矛盾，这一点康熙皇帝是清楚的，所以对平乱以后的处理很少有官方记载，不过我们从散见的史料中还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的。仅引几例：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逆藩家口充发关东者，络绎而来，数年始尽，皆发各庄头、站、道当差”又据《奉天通志卷一六七》载：“清初三藩降卒，当初由云南拨来八百八十四户，分布边台守边排壕，驿站传递文书”，并谈到这些人虽“系康熙年间平定逆藩吴三桂俘虏”但仍“属汉军旗，不准考试”由云南拨来后“编管盛京兵部，拨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另据魏声和《鸡林旧闻》一书记载“康熙时云南既平，凡附属吴三桂之滇人，悉配戍于上阳堡”。又云“即又为罗刹之乱（指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反击沙俄侵占雅克萨之役──引者），关外遍设军台、饬是等流人，分守各台，称为台丁其后拨予田地，令耕种自给；从上引可以看出《鸡林旧闻》所说之“悉配戍于上阳堡”者中虽然有许多人后来也编入站丁、台丁，但这与康熙二十一年由盛京编营的八百四十户降卒并不是一批拨来。至于《辽左见闻录》提到的除台丁站丁外还有发往各庄头当差者。作为“见闻”似应有据。只是因为官庄壮丁散处各地无档可查，故而缺少史料印证，我想其比例会远比站丁、台丁为大。
正因为史籍中对吴三桂余部善后处理的材料过少，特别是找不到有关小云南的史料，国内有些着作仅根据康熙十二年八月康熙帝：“应将王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的传谕，得出了吴三桂余部均配戍东北的结论，事实上康熙二十年九月三藩之乱彻底平息后，康熙帝对三藩余部的处理意见是“尽籍藩产入官，撤藩兵回京题”。（转引自《清鉴》（上）234页）这与八年前的传谕“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有出入。既然撤藩兵回京，就不排除向其他地区安排的可能。当时，“三藩之乱”刚平，西南，西北尚未最后安定，郑成功却雄踞台湾，东南沿海战事未宁，把部分三藩流人发往山东似有可能，其次凡民间立谱，从表面看是缅怀祖宗，而缅怀祖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联络同族，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既然要联络同族，则必须让后人有信史查，更何况“三藩之乱”在有清一代是极犯忌讳的事情，假如不是为了尊重信史的话，山东的移民又何必硬把自己的祖先与有“三藩之乱”之云南人或小云南人联系在一起呢？可见“三藩之乱”后有一批降卒拨往山东并非传说，而是历史事实。另外，凡自称“小云南”由山东拨往东北移民的，绝大多数在宗谱上均记有“由山东栖霞””或“由栖霞小云南”拨来东北字样，可见当年拨往山东的降卒是被安插于栖霞县或以栖霞为中心的一个固定区域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拨往山东的人数远比东北为少。
关于吴三桂的降卒究竟有多少？亦因缺乏史料无法找出准确的数字来，不过据《清太宗实录卷十八》46页载：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平西王下……绿营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虽然顺治十七年清廷规定其兵员应为“十营”，“四镇”三万四千六百人，康熙四年吴三桂也曾报称裁兵五千四百人（见《清圣祖实录卷十五》，但他在裁兵同时又大搞“按地征粮”，“按地增兵”，其兵额只能有增无减。那么在吴三桂一藩中，云南籍兵额究竟有多少，仅以保守的六万兵员计算，据《清史列传》记载，顺治元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卒辽东精锐二万”；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三藩兵额浅析》一文统计，顺治十六年吴三桂进入滇中建藩时所辖军队仍然“一万以上，甚至近于二万”，而一年以后就有“绿营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这就说明在吴三桂的军员中起码有四万人召募于云南，云南籍的兵员占他总兵数的三分之二，故而在平叛以后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均把三桂降卒统称为“滇兵”或“云南降卒”虽然这六万人在与清军的八年征战中会有一定的减员，在降卒迁移过程中，会有相当数量的流失，就按三丁剩一来计算亦在二万以上，其数额已多于当时原驻扎于东北的八旗士兵。这就是今日汉军旗中有如此多云南后裔的原因。
（四）
汉军旗香，当为明代流行于东北的汉人祭祀之延续，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受到满族跳神的冲击与影响，逐步定型为既区别于萨满跳神又区别于民人烧香的一种特有的祭礼形式，这种形式的形成，也与流行于云南的某些祭祀习俗的参与、影响分不开的。这些，笔者已在前面有所论述，这里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这种参与和影响，不只有云南汉族的功绩，也有云南某些少数民族的功绩。如文中所论述的对关索的信仰，以及跳虎神，还有对火神，对五道，对开山的崇敬，都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从吴三桂兵源的组成来找寻答案。据《清史稿》介绍吴三桂藩属绿营固定建制为“十营”、“四镇”，十营以投诚兵丁（其中主要是征滇过程中的投诚兵丁）为主，四镇全称为“援剿四镇”，据《新撰云南通志藩兵》记载：四镇兵“左镇驻武定，右镇驻曲靖，前镇驻楚雄，后镇驻耳海，俱隶藩下”，这些地方均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其兵源也自当来自于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成员不管在云南作为吴三桂的士兵或后来以降卒身份作为东北汉军旗人的先祖，都必然会把他们的祭祀习俗参与到汉军烧香中来。由此可见，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冲击与融汇的过程，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它具有区域和时代的特点，但并不完全受区域与时代的制约。应该说这对我们的民俗研究，确是一个较新的课题。
原文见于《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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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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