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口头文学都用汉语传承下来，迄今为止经整理出版的也都是用汉文记录的各种故事集，如近年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满族民间故事选》、《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等。但是，满族本身并非已经没有以本民族语言传承的民间文学作品，其数量虽少却具有极其浓郁的民族性，集巾体现了满族民间文学的固有特色。只是由于现阶段能应用语言科学知识去搜集、整理、翻译、注释的人还很少，使得这方面的工作始终处于空白状态，导致满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只局限于汉语作品中。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满族古神话》，是作者通过实地采风，用满文和国际音标记录、整理并加以汉文译注的一本故事集，运用生动形象的民族语言，尽量保存了满族人民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原貌，以及满语黑龙江方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诸方面的特点。不仅对于满族文学，而且对于研究满族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满族古神话》的编纂过程可以进一步阐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搜集口头文学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忠实的记录，搜集的目的是为整理和翻译乃至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素材，因而在搜集时能否做到忠实记录直接关系到整理、翻译的质量问题。做到忠实记录就需要掌握必要的语言学知识，因为有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毕竟占少数，地处偏远的黑龙江流域的满族聚居村电，儿乎所有的人只会讲满语而不懂满文。作者首先用国际音标将满语故事记录下来，然后转写成满文，再逐字译成汉语，最后逐句译出汉语意义。这样“四行式”译述方法是我们所大力提倡的科学记录、整理方法，这样才有可能忠实地表现原作的本意和固有格调。满语黑龙江方言由于时间和空问的原因，已与反映清代满语的满文之问产生不少差异，如果光凭满文是无法尽善尽美地表达出方言的艺术特点的，此外，方言巾的古语成分也较满文为多。从《满族古神活》通篇来看，民族色彩和语言风格比同一题材的汉文作品更为浓郁和质朴。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必须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语言学基本功上做一番努力。

民间文学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既和作家文学相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又在某种程度上比作家文学更真实、更鲜明、更直接地表现出人民的政治思想、审美意识和艺术情趣。在《女丹萨满》中，通过一个为穷苦人民解除病痛、受到普遍爱戴的女巫——女丹萨满被喇嘛诬陷致死的悲剧故事，矛头直指以皇帝为化身的统治阶级，爱与憎表现得十分鲜明。《萨满与喇嘛斗法》的故事，反映了明末清初东北地区萨满教与喇嘛教的斗争。出于政治需要，满族统治者大力提倡喇嘛教，而广大满族人民却通过讽喇嘛嘛的无能来宣泄对抑制萨满教的不满。《老罕王》是广泛流传于整个东北地区的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奇故事。在表现这位满族民族英雄的智勇和胆略的同时，表现出满族的各种古代文化、礼俗，诸如以鹊为图腾、敬犬、背灯祭、祭天古礼等。《三仙女》是有关满族始祖布库哩雍顺乃灭女所生的一段美妙的神话传说，清王朝即以这个神话作为自己民族的起源，并将其写入正史（如：《清实录》，《东华录》、《满洲实录》，《满洲源流考》等）中去。满族的吞朱果而诞始祖的神话情节与殷始祖卵生相仿，三仙女沐于天池的场景与殷始祖契之母简狄等“三人行浴”办很近似。可见民间文学中可资研究民族学方面的素材是很丰富的。此外，民间的口传文学不仅可以印证古箱史书的记载，而且可以补充记载的不足。由于它植根于民间，从内容到形式，表现得十分自然。《伊彻满洲的传说》与《消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实录》中的一段史料彼此可以吻合，而《齐齐哈尔建城的传说》则比清人笔记中所记载的更为生动、翔实。

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说过：“在没有书面文献以前，我们要找出任何民族的历史，语言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有人把语言比做活化石，说明语言对民问文学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在我国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满族人在使用满语，有些老年人还能用满语讲述精彩的民间故事，是用汉语流传的同题材作品所无可媲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讲满语的人已越来越少，再过几年，这些用满语讲述的民间故事就有失传的可能。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去抢救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指导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用语言学和民族民间文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民族文化史上的多方面的课题。乌拉熙春在语言学和民族文学方面都有较好的造诣，她在继《满语语法》的出版后，近来又写作了这部《满族古神话》，正是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搜集整理满族民间文学，为满族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闪烁异彩的东珠。我们期待着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满族民间文学作品问世，在巾华民族文学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

（《满族研究》）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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