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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大史诗的研究
1996—1997年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继续得到较充分的研究。其中，《格萨尔》和《江格尔》依然保持雄厚的研究态势，而《玛纳斯》的研究尚欠不足。而且，学者们把三大史诗当作民族历史和知识的“百科全书”加以探讨的多，而很少把史诗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做口头传统的研究。即动态的、民俗学的研究不足，而集中在静态的、文本或 文献 的研究。
藏族《格萨尔》的研究中，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一书〔4〕可以代表把《格萨尔》史诗当作古代藏族部落社会一面镜子加以探究的研究趋势和学术传统。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扎西东珠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阶段的真实写照——〈格萨尔〉所反映的古代藏族部落社会浅析》〔5〕等。
孙林、保罗的论文《〈格萨尔〉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6〕和何天慧的论文《〈格萨尔〉中的三界及三界神灵信仰》〔7〕是互相论证和补充的两篇文章。前者指出人类社会权力、保护力量、财富三大功能和主题在史诗的具体叙事中被当作主流模式来运用，隐喻着史诗故事的趋势和故事结果。如格萨尔是宇宙权力的代表，格萨尔众勇士是宇宙中正义的保护力量，而晁通和其他格萨尔对手则是宇宙财富，是一种必要的生存基础的代表或化身。后者认为，古代藏族三界神灵信仰观念把格萨尔塑造成三界神灵合一的化身，从而具备了前一篇论文中谈到的权力、力量和财富三个方面的功能，得以完成了降服妖魔的重任。
杨恩洪的论文《史诗与民间文化传统》〔8〕一文是在果洛藏区《格萨尔王传》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比较有分量的论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作者没有局限于文本的阅读，而是把史诗还原到它生存和发展的民俗文化场景中去，进行了动态的、立体的观察。正如文末所提倡的，我们应更多地在真实的民俗生活中去关注史诗的生存和发展。
与藏族《格萨尔》相比，蒙古族《格斯尔》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着史诗的文学性。巴雅尔图的论文《〈格斯尔〉与蒙古族文学》〔9〕深刻探讨了《格斯尔》与《蒙古秘史》、《江格尔》的内在联系。巴雅尔图认为，蒙古《格斯尔》神话传说产生于蒙古族氏族——奴隶制社会，大约在公元11—12世纪。他认为，《格斯尔》史诗与《蒙古秘史》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比较了《蒙古秘史》与《格斯尔》中成吉思汗与格斯尔的诞生、扎木合与晁同的形象，指出《黄金史》中的成吉思汗征高丽，纳高丽公主为妃，在高丽留住3年，以及成吉思汗征服唐兀惕(西夏国)，以神变力量擒杀失都儿忽国王，纳其美丽的王后古儿别勒真·高娃为妃的神话故事，在蒙古《格斯尔》书面作品里有相当鲜明的反映。《江格尔》与《格斯尔》也有深层关系，除了主人公相似之外，二者之间还有很多彼此渗透的故事母题。巴文最后指出：“蒙古族古典文学发展史上之所以能够出现《蒙古秘史》、《江格尔》和《格斯尔》这样举世闻名的宏篇巨著，就是因为蒙古族自13世纪起进一步发扬叙事文学的传统，并在叙事文学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创新上保持了本民族永远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积极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同时清醒地借鉴兄弟民族文学发展的宝贵经验，努力探寻了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途径。”此外，满都呼教授的《论〈格斯尔传〉的神话色彩》〔10〕探究了《格斯尔》史诗的神话特征。还有一些学者继续从事和争论着蒙文《格斯尔》各种版本的源流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研究在1996一1997年仍然呈现繁荣的景象，然而研究者们关注的主题似乎还集中在史诗产生和形成时代的历史背景的探讨上。这一时期，在众多研究论文中下面的两部著作和两篇论文更引人注目。
仁钦道尔吉教授的论文《关于〈江格尔〉的形成与发展》〔11〕认为，卫拉特史诗艺人在古老传说和小型史诗基础上创作了反映封建割据时期卫拉特社会斗争的长篇史诗《江格尔》。《江格尔》的形成过程与古希腊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是相似的。郎樱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12〕一书中 总结 一部英雄史诗的形成大致经历英雄传说阶段、史诗的雏形阶段、史诗基本形态形成阶段、史诗发展及书面定型化阶段的论述与仁钦教授的具体研究不谋而合，基本上揭示了史诗形成发展的一般 规律 。
贺希格陶克陶教授的《〈江格尔〉所描绘的蒙古人早期国家形式》〔13〕一文运用有关人类早期国家的研究理论经过分析研究后指出，江格尔的本巴国不是部落联盟，而是早期骑马民族国家。《江格尔》和其它史诗的这种文献研究或历史研究的传统至今仍然延续不断。
“家家门口都有一条通往北京的路。”蒙古史专家金峰教授的《江格尔黄四国》〔14〕一书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史诗《江格尔》进行考证和分析的一部富有启迪意义的尝试著作。全书计300多页，分“史诗《江格尔》中反映的社会制度”、“江格尔及其众勇士的历史原型”、“江格尔的敌对部落”三章内容，凭作者深厚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功底，经过研究认为，《江格尔》各章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内产生的，史诗主要反映了四卫拉特联盟的三个阶段。金峰认为，《江格尔》的少数篇章最早产生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原蒙古帝国发祥地鄂难、土喇、克尔伦三河流域的乌梁海人中。元末明初的战乱中一部分守卫成吉思汗陵的乌梁海人逃散到哈喇和林和漠北五河流域，于1437年建立了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当时《江格尔》的一些篇章已定型。而更多的篇章则是在1502—1637年的中期四卫拉特联盟时期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北形成和发展。1637—1758年后期四卫拉特联盟时期，准噶尔汗国被清朝所灭，从此《江格尔》就失去了产生、发展和丰富的客观历史条件。该书对《江格尔》史诗中历史轨迹的考证分析可谓淋漓尽致，但也常有过火的地方。譬如不少世界史诗或民间文学所共有的情节母题也被作者贴上了蒙古历史事件的标签。这是由于作者过分注意史诗的历史真实性而忽视史诗的普遍性、口头性所导致的。
贾木查先生的《史诗〈江格尔〉探源》〔15〕一书是近年来系统研究史诗《江格尔》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作者依据波斯文、维吾尔文、藏文和蒙文古籍，将“江格尔”一名的原指含义考订为成吉思汗，认为《江格尔》史诗主要故事情节同成吉思汗的业绩基本相符，指出13世纪蒙古民族的兴盛，蒙古社会由松散的部落制社会向军事封建社会的过渡是《江格尔》形成的历史背景，从而认为由于这样的前提，史诗《江格尔》才充分展现了处于“英雄时代”的蒙古民族精神的观点在国内同行研究中独树一帜，向以往的《江格尔》形成于13一17世纪卫拉特联盟时期等观点作出了挑战。同时，作者长期从事史诗《江格尔》的拯救与搜集整理工作，因此资料的丰富和学术信息之全面又成为本书吸引学术界的另一个特点。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该著作和上引《江格尔黄四国》一书一样，集中精力探讨卫拉特历史与《江格尔》的关系的同时，却忽略了史诗《江格尔》是民间文学作品，具有口头传统的各种属性。因此，《江格尔》作为史诗作品，从史诗形成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探讨，在本书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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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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