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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广地区的新式婚礼
广东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新式结婚在广州比较流行；在一些偏远地区，旧的婚姻也受到冲击，出现了一些新旧混合式的婚姻仪式。广东的大埔县，婚礼有新旧之别。其新式婚礼，主要是融合新旧而成的。1935年印行的县志记载：“新婚礼亦杂旧礼行之，纳采、过定、送日子等事，均多仍旧，惟结婚之日另设礼堂，礼节照现在规定之新礼行之。”[25]
1933年7月，广西省政府颁布了《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规定“凡婚嫁、丧祭、生寿如有奢侈行为及其他一切陋俗，悉依本规则取缔之。”其中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为：(1)订婚礼物最多不得超过20元，结婚礼物不超过160元，男女双方不得向对方强求财物；(2)来宾送礼不得过2元，婚家以茶会宴友，也可设宴，但每席不得超过3元，繁盛城市不得过10元。这个以“崇尚节俭、改良习俗”为主旨的《规则》，对改良广西婚嫁陋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婚礼开始在许多县镇推行。在广西武宣县，其新式婚礼参照旧式婚礼与文明结婚的许多长处，办得很有特点。其礼仪为：“服色：新郎新娘均着现定礼服。迎亲：花轿一乘。彩灯一对或迎亲旗两面(灯旗)，上写‘某姓某堂亲迎’等字。新郎新娘各带绣花壹朵，或彩球一个于左襟。由介绍人导新郎至新妇家行奠雁礼。新郎向女宅祖堂行三鞠躬礼，向岳(丈、母)行三鞠躬礼。”[26]在偏僻的平乐县，文明结婚在城镇也开始盛行。据1940年修订的县志记载：文明结婚是为了改良“盲婚之痛苦，礼文之繁缛，金钱之虚耗”而兴起的，“其结婚程序，始于男女相慕悦，禀告父母，请介绍人传述意见，双方许可，定期举行结婚仪式。新郎往女家拜见岳父母，迎新妇偕至设备之礼堂，预请有声望者为之证婚，男女家长及来宾济济一堂，或训话，或演说，新郎新妇致答词，交换金戒指，出结婚证书，证婚人、介绍人、双方主婚人及新夫妇次第署名盖章，乃奏乐鸣炮，礼成摄影，茶会而散……然提倡而踵行之者，大都学界中人，城居者间有效尤，乡村中仍墨守成规，莫之或易。”[27]在广西其他各县，大体上也是如此。
(四)西南地区的新式婚礼
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旧式婚姻占绝对地位，更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奇特婚俗，但“文明结婚”却也在许多地方逐渐流行起来，成为一种为民众欢迎的新婚姻礼仪。只要打开民国时期修订的云贵川各县的方志，便会发现，“文明结婚”的记载比比皆是。
四川华阳县：“近时，又有行文明结婚式之新礼者，其仪式或有临时酌定。”长寿县：“新式婚礼传自西人，称‘文明结婚’。内地亦间有仿行者，不过于成婚日略采仪式。”[28]武阳镇：“行结婚仪式时，新郎穿西服，新娘身穿旗袍，披白纱，双方胸前佩戴红花，行鞠躬礼；邀请地方知名人士作证婚人，双方家长为主婚人，媒人称介绍人。进行仪式中，亲友来宾要致祝词，由证婚人发结婚书。礼毕设宴招待宾客。此种文明结婚当时仅机关公务人员及教育人士举行，人数极少，一般人仍沿袭旧式婚礼。”[29]云南昆明市，“迩来行文明结婚礼，缛礼渐废，费用亦省。然因数千百年积习，一时骤难改革，故行文明婚礼者仍居少数，特筹客较昔日为简，男家可以一日或二日了之，女家亦只二日或三日即可竣事矣。”[30]正因文明婚礼仪式简单，费用节省，并且尊重男女当时当事者的意愿，所以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应该指出的是，“文明结婚”尽管盛行于大中城市，并且日益波及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一些偏远的乡村，但它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1930年时的河北乐亭县：“婚礼最重亲迎；婚事全由家长作主；而相沿不同婚书，用者反多以为耻。但因此也并不发生赖婚退婚等情事；至离婚之事，更是不经见了(近年虽略受新潮激动，但实际影响则甚微)。”[31]说明新式婚礼尽管已经传入，但旧式婚礼仍占绝对地位。在东北许多地方，“男女婚嫁，一遵媒灼之言、父母之命。……民国以来，文明结婚(仪)节，行之者不多”。“婚姻之礼，多沿旧制”，“婚礼重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这类记载，不胜枚举，说明“文明结婚”在全国仍然是沧海一粟，即使在上海一带，新式婚礼也只限于少数上流社会或商学阶层，一般下层民众遵旧俗居多。这种情况，说明了社会风俗变革的艰难性和缓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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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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