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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京]略论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
  作者:孙燕京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9 | 点击数:16101
 


  晚清时期][1]北京社会风尚与东南沿海地区大致相仿,呈现新旧杂陈、斑驳陆离的局面。但,风尚中趋新的出现较之东南沿海明显滞后,这既与西方生活方式在北京产生影响的时间略晚相关,也与它是满民族的聚居地、旧王朝的政治中心紧密相连。

  一

  晚清时代的北京主要流行新旧两种社会风尚。其旧,是在传统风尚框架内,或日趋浮华奢靡或维持淳朴风貌。其新,则指在西方文化的传播影响之下渐次发生的变化,随时间推移,渐成社会风尚的主流。本文重点论述变化的部分。兹分述如下:

  其一、日趋浮华奢靡的趋向。

  晚清北京风尚日趋“浇漓”,它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相对提高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积淀的反礼法趋势的继承与发展。

  嘉道以后,从公卿到部院大臣,无不“鲜衣怒马,华奢相高,舞女歌儿,奢淫相尚”。[2]各路豪门无不“竞尚奢靡”,“酒席宴会,转胜往时”。魏源《都中吟》道:“缠头金帛如云堆,人海缁尘无处浣;聊凭歌舞恣消遣,始笑西湖风月游”。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避战乱各商铺纷纷歇业,而“饭庄戏园依然逐日常开,嬉游佚乐之徒,犹是满堂满室”,议和之后更“仍复恬嬉”。[3]奢侈享乐需要大量金钱支持,所以,浮华奢靡的背后是争利贪冒,贿赂公行,致使官吏操守常不能自持。以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4]庚子前后承袭爵位的那彦图府邸辉煌自不待言,光是王爷一人冬天穿的、在清代被视为最珍贵的貂皮外褂就有53件之多。全家人不到30口,而雇佣的管家、听差、女仆、使女、马夫超过300人。打杂帮厨的不算,光高级厨师就有8个。那府仅吸食鸦片一项,每年费银12000元。而他的收入即使按王爷食双俸的最高标准也年仅4000两白银、俸米2000担。其它均来自地租、房租以及用不正当手段从各衙门贪污而来的钱。[5]

  浮华奢靡影响世风士气。京城官场人浮于事,士风疲玩。“遇有交议并不集会,一任主稿衙门委之于司员书吏”,“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而已。[6]据说李慈铭捐官后在户部任主事20年,基本不入衙署办事,终日“争事冶游”,“酒罏对集,灯宴无虚”。即使耐住寂寞、守住气节、“性耽风雅”者,也“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7]当是时,京城文恬武嬉,官吏士大夫诗酒征逐为时尚。林则徐在给朋友信中说:“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8]“咸、同之际,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徵歌为乐”。[9]风气使然,京师“人士习染奢侈浮薄,深入骨髓”。[10]

  越至晚近,上流社会各阶层愈风骨披靡。有人作“十字令”道:“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墙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11]所谓围墙马钓,即各种赌博游戏。其中以清末被称作“亡国奴戏”麻将为最。本来,麻将“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湎于此”。[12]“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所以,胡思敬议论士大夫玩好时曾说:“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幰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13]这些情况说明好麻雀牌已经成为官场与民间流行的一种风气。

  以嗜利玩好为日常行事,造就了晚清京城追求奢华享乐的社会风尚。时人评论道:“数年来都门所见隶卒倡优之徒,服饰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守”。[14]

  其二,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趋新。

  晚清北京虽不像东南开埠城市那样受欧风美雨的强烈熏染,但是,各种涉外活动依然对世俗民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并逐渐促成趋新的社会风尚。而且,趋新还往往伴随崇洋的意味。越到晚近,趋新之风尚影响越大。

  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赫德成了清政府国际事务方面的得力顾问。他曾说:“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15]赫德的影响作用不仅在于推动清政府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而且还在于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改变。譬如经他举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治下,同文馆的译书活动成为定制,所译书籍自行印刷,免费发送各级官员。这些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各国法律、政治经济、世界历史等。[16]西书带来的思想观念变化显而易见。以荫生先后在工部、邮传部、大理院任主事、员外郎的孙宝瑄,甲午前后所读书目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应该是这种影响的证明。此前孙宝瑄主要读古书,如《左传》、《明记》、《明史》、《月赋》、《北山移文》、《游仙诗》等,[17]甲午之后,所读书籍不仅包括时务,而且还包括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书籍。自1894年末开始,他日记所记之书多数变成了《危言》、《西事类编》、《时务报》、《日本外史》、《万国公报》、《心灵学》、《万国近政考略》、《几何原本》、《交涉公法论》、《天演论》等,都是那个时代关注时事的知识分子爱读的新书。受西学影响,晚清中央各衙署大小司员今日谈铁路,明日论学堂,宪政、公法、权限等新名词腾于众人之口,以至于“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几等口头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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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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