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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方式及观念变迁的内在资源
上海新社会风尚所反映的生活方式的变动，导致旧伦理的衰坏，新社会观念的萌生。然而，这种新旧观念的更替却并不是一种断裂和完全相背，其间虽有价值取向的转变，但就其内在涵义来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这是因为，人们生活方式虽然依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支配这种生活方式变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却有一定的连续性。晚清上海出现的这些新生活方式及其内含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以往社会推崇的主流伦理中几乎看不到，但却在非主流的民间世俗生活中大多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在民间实际生活和由此形成的民间生活伦理中一直有延续。
例如，对于洋货流行所反映的人们的“好异喜新”及物欲本性，以往虽然在提倡节俭、务实用的正统伦理中是被贬斥的，但是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也一直有随分适度、量入为出，即符合自己身份、财力的物质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23]一方面这是对人的物欲本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对物质生活水平标志一定的身份这种附加社会值的肯定。只是在上海商业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条件下，购用洋货标志身份和财力的附加社会值更高，人们这种观念更为膨胀，因而争相购用，相习成风。而一些既物美且价廉的日用洋货如洋布、火柴、洋油、洋钉等广受人们欢迎，更是人们历来沿袭的“利用取廉”实用消费观的延续，是市场价值交换法则的自然扩展。因而，洋货流行的风尚，是随分适度、利用取廉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洋货涌入、市场化环境下的延续和扩展，正是这些构成了洋货的需求市场，使人们产生了“利源”即洋货市场观念，进而形成了仿造洋货、与洋人争利的发展近代工商观念。
从商之风及由商人地位的上升而引起的贵贱失序之风、以钱衡人之风，也有民间传统生活方式的渊源。虽然历来正统伦理提倡贱商、轻商，但自汉唐以迄明清，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一直存在着趋商、慕商的传统，因而，凡是经过了一段安定升平时期，就会出现人争趋商、商人大增的现象，这在历代史籍中多有记载。[24]晚清上海商业化的发展，为人们从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条件，因而吸引人们纷纷从商。商人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地位上升，自然引起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互关系的调整，因而出现与士阶层地位关系的升降更替，并使商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规则——即以钱衡量人的价值，取代以往身份价值而上升为社会普遍性的交往规则，从而形成了能力功利主义的近代社会平等观念。
女子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就业，虽然是上海商业化引起的新生活方式，但也有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源流。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下男女社会角色是一种“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的模式，由此形成了一套束缚妇女的伦理。但是在一般中下之家，女主内并非不事劳作，而是需要从事纺织、副业、助农活等生产活动。实则妇女与男子一样承担家庭生产者角色，只是由于男子垄断土地，使妇女被迫对男子及其家庭处于人身依附性地位。而通商后妇女入城，因为失去了土地而只能到市场上去靠出卖劳动或色艺来换取衣食。她们的生产者角色并没有变化，只是劳动场所由家庭转移到了社会、市场，从这一点来说，她们这种出外就业的生活方式，也是传统“主内”——即在家庭内劳动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但是，正是脱离了土地、出外就业这种新方式，割断了妇女依附于男子的绳索，使她们像这里的男子一样，成了在市场上交换劳动的自由身，因而她们便产生了要与男子平等的要求，她们不仅要像男子一样到社会上去闯荡挣钱，也要像男子一样享受消闲生活，一些同情她们并代表她们愿望的人士更公开提出了男女应当平等，女子与男子并立、并用的新观念。[25]
至于肯定人的本性欲求，追求人的自由、利益、权利的享乐之风、趋利之风及功利主义，这些因素都是人自来就有的本性欲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存规则，只是以往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们因物质资源有限而普遍贫困，为了社会和谐及群体生存，统治者要提倡崇理节欲冀以避免纷争，因而这些人的本性欲求受到正统伦理的压抑，相应的生活方式受到限制和压制。而在这时期的上海，由于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使这些人性因素得到了释放的空间，人们以往只是作为想象或受到社会排斥的一些享乐随欲的生活方式，如今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公然而行，并引起群相仿效而流行成风，由此引起人们对于人性欲求及人的自由、利益等赋予新的价值含义，予以正面的认可。
由此可见，生活方式不仅是传统伦理向近代观念转变的中介，而且也是连接新旧观念的内在资源。这种资源主要存在于民间生活方式及由此形成的民间生活伦理之中，正是这种内在资源， 在适应近代化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调整和变异，由此构成了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内核，其中蕴含着中国近代观念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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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史研究网 200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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