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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方式变动导致传统伦理衰坏
在上海日渐流行起来的这些新风尚，与人们以往祖辈相沿的传统习俗，特别是社会主流所提倡的传统礼俗多不相合，与人们历来尊崇的传统伦理多有违背，因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在当时上海的报刊诗文中有大量关于这些新风的记述，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此多有议论。特别是那些自幼熟读孔孟之书，历来以维护圣贤之道、礼义纲常为己任的文人学士，纷纷对这些新风尚予以批评谴责。他们批评的依据，即是沿袭千百年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他们认为这些新风尚是对传统伦理的破坏。
对于人们争用洋货形成的洋货流行之风，论者依据向来提倡的节俭实用的传统伦理而提出批评。一方面指责人性的喜新厌故，指出洋货较土货价钱贵，又不耐用，“洋货之价较土货倍之，且数倍之。外观虽五色迷离，用之实易于窳败。”但人们还是“争相爱慕”，“争先购归”，这是由于人们“厌故喜新”，人心好异,爱好奇技淫巧，追求新奇炫异，崇奢逞豪，违背质朴节俭实用的生活原则，因而是忘本。如有人所说：“在老成拘谨者，谓我堂堂中国，自有朴而耐久之物，足供人之取求，何必忘其本原，转以银钱易此瑰奇之货。”[3]另一方面批评洋货流行是使利源外流而有害于国的“漏卮”。 如有人所说：西人制造洋货运来我国销售，“以其所有易我中国之所无，中国之人喜新厌故，无不趋之如骛，是不啻以中国之利源，悉听西人之取携，而我亦莫之抗也。”[11]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人们舍土货而用洋货，使财源外流,是中国之大患,对洋人有利，因而违背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对于商人地位的上升，士人地位的下降，人们舆服僭越、尊卑失序和贵贱颠倒之风,舆论也批评这些人是“衣服僭妄、不安本分之人”。有的人是明知故犯，更可忧的是由于这种风气长期流行，致使人们对于以往所重的服制礼法已然忘记而毫不留意了。所以批评者哀叹说，这种僭越现象“顾明知而故犯者固亦有人，而实出于不知者，则更不乏人也。”[12]人们纷纷感叹这种不守本分、不知礼义、尊卑颠倒的风气如不加以扼止，将会造成社会的失序。对于人们趋商、趋利、以金钱衡人之风，舆论批评是重利而弃义，嗜利无耻，而丧失廉耻之心，将会导致人心大坏，是乱世的征象。
对于妇女走出家庭，出外作工、卖艺、作女跑堂等自谋衣食，舆论批评这些妇女是贪图小利而不顾廉耻，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甚至卖色卖艺，如同娼妓一样导致淫乱。对于妇女出入于消闲游乐场所，与男人混杂一处，则批评她们是丧廉失耻，破坏了男女有别、男女之防、妇女谨守闺门、女主内等妇德，是宣淫导淫，破坏纲常伦纪礼教。对于人们各种物欲、利欲、享受、玩乐等欲望的放纵、追逐，舆论批评是道德沦丧、不守礼教，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文明教养和基本道德。
对于这些与传统伦理相违背的新生活方式，特别是人们争相仿效，相习成风，这些道学之士无不感到深重的危机感。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伦理是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关系世道人心的纲常大道，是修齐治平的根本，如果传统伦理被破坏了，人们的思想行为没有可以依据的纲常礼教，将会使社会秩序大坏，天下大乱。因而，他们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社会的乱象。他们提出矫正的方法，就是呼吁当政者加强措施，禁止或制止这些违背传统伦理的社会现象，以挽救时风，恢复传统伦理。在当时通商城市发行的报刊上，时常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这类议论文字。
这些新生活方式与传统伦理相违背，反映了上海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旧伦理不再像在传统环境下那样使人们得到益处或保障，因而人们不再拘于传统伦理，而选择更适合于现实需要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新风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代旧生活习俗而流行开来，形成人争趋之的流行风尚，也说明采用这种新生活方式，会给人们带来益处，符合人们的需要，所以才会吸引人们群相趋之。生活环境的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活环境变化，人们为适应新环境，依人的本性欲求而采用新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旧的伦理与新的需求不再适应，因而自然被人们所抛弃，旧伦理因此而衰坏，这也是一种必然之势。所以，那些纷纷谴责新风尚的人们，面对时势，也不得不哀叹，他们要纠正这些风尚而恢复礼教秩序的愿望在时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时风是不可扼止的，也是难以挽回的，他们只能发出无奈的悲叹：“然风会所趋，挽回亦正不易”，[11]他们只有徒唤奈何而已。这种情况表明，在这一时期的上海社会生活中，旧伦理的社会基础已渐失去，其根基已经动摇，其衰坏已呈不可挽回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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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史研究网 200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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