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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宣统三年石印本。
[30] 畹香留梦室：《淞南梦影录》卷三。
[31]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碰撞面一开始很小，只限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接触之初对中国人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器物和宗教，因为用洋货或者信仰外国宗教都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所以引发的社会反响不会很大。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反响逐渐大了起来，人们不仅对外国器物感兴趣，而且开始关注他们的思想文化，这种变化促使晚清形成了学西方的时代风尚。
[32] 《湖北通志•总序》，民国十年本。
[33] 胡德：《沪谚》卷下，民国三年本。
[34] 《申报》1912年5月19日。
[35]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一;畹香留梦室：《淞南梦影录》卷三。
[36] 《大公报》1903年6月21日、1903年8月10日。
[37]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上海书店，1997年，第64页。
[38] 《十叶野闻•清末雀戏》，《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7-71页。
[39] 《大公报》1910年1月31日、1908年8月6日。
[40]《大公报》1908年4月30日。
[41]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第33页;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70页。
[42] 例如，1902年有人在《大公报》上发表征婚广告，其条件是“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俗”，见《大公报》，1902年6月26日。
[43] 《大公报》1907年10月18日。
[44] 《中外日报》1903年11月30日。
[45]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第67页。
[46]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二，上海书店，1997年，第37页。
[47]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1997年，第3页。
[48]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二，第46页。
[49] 实际上保险业的出现要早得多。至少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有财产险、乘船乘车等险种了。这里所指是《申报》1896年10月26日美国永安报人险公司的广告，说明人身保险也正式开始。
[50] 见《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51] 见《申报》1873年3月3日;1898年1月7日、1月9日、3月11日、3月13日广告。
[5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第381、394页。
[5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81页;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36页。
[54]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363页。
[55] “18世纪中国的家族家庭，如上述，是两三代的宗系家庭，以及四代以上的直系家庭。……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耕作农民，这种家庭构成并不常见，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中便未见到。但是在地主士大夫家庭发展的某一阶段中较为普遍。”(秦宝琦、张研：《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维持大家庭是困难的，所以到一定阶段，家庭析产分灶是经常的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到19世纪仍未有多大变化。“大家族在通海地区非常稀见。张氏在张謇手中臻于登峰造极，也只不过是张謇中年以后的事情，其父张彭年时代并无声名。在头总庙村，94户人家中，徐姓为地主，也只有16户，与拥有44户家庭的张姓、7户的单姓、6户的孔姓及其他13户家庭分享着同一个村落。再就家庭结构来看，全村94户中，核心家庭最多，有44户，占总户数的46.8%;配偶及其父母、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31户，占33%;缺损家庭即鳏寡孤幼14户，占14.9%;由4位修女组成的宗教家庭1户;真正的复合式大家庭只有5户，仅占总数的5.3%。从家庭规模看，户均4.2人，不足传统的五口之数。人口最多的1户有10口人，而一口一户者竟有10户之多。”(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143页。)
(本文刊于《史苑》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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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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