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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学外语、留学更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新风尚。
晚清社会是思想文化变动相当剧烈的时代。当移风易俗活动在社会广泛展开的时候，教育民众成为志士仁人不可推卸的责任。1898年，南方许多城市出现了阅报总会或阅报公会一类的组织，旨在面向民众义务组织读报，发挥报刊的宣传教育启迪民众的作用。1905年以后，阅报会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京津地区广泛开设，使公众参与时政，了解时事有了更多的场所。
19世纪末，学外语有了更大的市场。这一时期的报纸常常刊登各种启事，“专教英文、华文，各种算法”;“本社因中国通东文者太少，而将来交涉日繁，语言不通种种不便，故纠合同志，集资创办”，“延请日本文学士为之教习，专课东文”;“新添法文夜馆”等。[51]当然，外语热主要集中在口岸地区，内地并不多见。
紧跟外语热是留学热的兴起。留学始自官派，可是形成高潮却来自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推动。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复议新政折》，主张大力派遣留学生，加速培养新政人才。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当年便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在政策的鼓励下，留学出洋迅速升温。与此同时，民间有识之士的宣传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1901-1903年出版的《国民报》、《游学译编》、《大陆》、《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鼓吹游学，如《游学译编》第6期发表《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文章谈到“今日曰振兴学校，送子弟出洋求学，诚今日方针之所不可再误者也”。第7期《与同志书》说：“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君等如力能留学欧美也，则吾劝君等速往欧美;君等如不能留学欧美也，则吾劝君等速来日本;君等如并不能留学日本也，则吾劝君等速为留学之预备。”[52]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之下，“沿海苏浙粤东诸省，游学之盛，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群然以种祸相激切”，仅1906年一年，去日本的就达13000-14000人。[53]鉴于“游学者甚众”，清政府抓紧制定留学生政策，并于1903年正式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宣布给予留学归国人员正途出身。
留学毕竟受年龄、学历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而去外国游历则有更大的余地。甲午战争之后，出国游历也形成了一定风气。大凡经济条件能够允许，不少人迈出国门，还写游记以广布见闻。甚至在商场应酬中，也出现一种新的酒令牙牌：“二六濯足洞庭望八荒。曾游历外洋者，合座公贺一杯”[54]，可见，出洋之风势头不小。
晚清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新观念都形成了社会风尚。一部分成为影响大众的风尚;一部分则处于新风尚形成的初始阶段，并未成为广大民众的精神追求;还有一部分属于少数精英提出的思想观点，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比如，戊戌维新时期有人批评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到辛亥革命时期有人更提出行“家庭革命”，但是这些观点始终属于局限在一定领域、激烈的思想交锋，未能形成全社会一时的风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少数人的思想观念未被民众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庭、大家族本不多见。[55]晚清时代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各种观点、主义流行一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观念也层出不穷，但是，真正能够形成社会风尚的并不多，这是因为有些观念过于超前，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样的观念就不会化为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有些虽是超前的观念，只不过实际产生影响的时间滞后，一旦社会条件适宜，最终还会成为流行一时的风尚。从观念到风尚的真正形成所用时间或长或短，有时甚至滞后相当一段时间。比如，1874年就有人提出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用“法律”治理社会，也就是搞“法制”。但是，这一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则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法制”才成为国家政治中的头等大事，而真正达到“法制”恐怕还会有一个过程。可见，观念变成风尚有易有难，愈是属于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的、与政治联系密切的，这种转化就愈难一些，而社会生活的观念转化成风尚相对容易一些。不过，所有的问题都有例外。
三、余 论
总括起来，晚清社会风尚的变迁从嘉道年间开始，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逐步深入。先是西洋传入的器物部分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内容，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既而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最初的变化十分细微，只涉及口岸城市和一部分可以接触西洋事物的有钱有闲有权势的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口岸城市从一口增加到五口，中外文化的接触面扩展了，加上外国商品的倾销，能够接触外国器物的地区和社会群体有所扩大，于是为社会风尚的转移准备了必要条件。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步步深入，学西学风气次第形成。知识群体中出现了一批倡导学习西方的人，他们的思想逐渐超越了洋务思想家技艺器物范围，把学西方的外延扩大到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范畴，其中不少属于社会风尚，于是社会崇洋趋新渐成气候。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变动使一些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经商逐利之风不断蔓延并逐步发展成重商主义;休闲享乐之风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思想家不仅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提倡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他们的主张带有“与民更始”意味，形成一时之风尚，给民众带来一定的心理震动。这些震动持续发展，终于在20世纪初十年，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种种新思想主张合流，汇成更猛烈的求新求变的时代风气。
晚清风尚的变化局限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社会群体。概括起来就是南方沿海地区以及工商业比较发达、新经济因素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而且，在这些地区，迎合社会新风尚的也主要是比较接近西方文化、接近新文化的知识群体、官吏群体、商人群体、市民群体中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晚清逐渐形成的新阶级。如果以全国为视点，不变的部分远远大于变化了的部分。这是由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晚清的风尚变化沿着沿海→→内地、南方→→北方、大城市→→中小城镇→→乡村的路径缓慢发展，一直影响到民国年间。许多19世纪中期在上海等地发生的变化，到20世纪中期的内地城乡仍然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而且也还是先在“学界中人”、“官宦人家”开始，其变化的轨迹几乎一模一样。
晚清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尚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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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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