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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泳超：
学术转型与学科建设
我所使用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一个概念，指不与任何个人或人群发生“著作权”关系的文学作品。
现代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肇始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运动过后的学术建设，在1949年之前却难言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的严重缺乏。早期的研究经典之作如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等，都一再感叹资料的不周备。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例，现存的文献资料对于真实的(假如真的有这样一种“真实”的话)历史演变过程来说可能只是挂一漏万，但是当你将这些“残剩”的资料搜罗殆尽之后，所编织出来的“历史的系统”就具有了学术的尊严，因为它即使与真实的历史演变相去甚远，却终究是学者之能事已尽的了。然而当你要处理“地域的系统”的时候，问题就全然不同了，你很快就知道当今流传的资料——包括见诸文字的和流传于口头的——远非个人能力所及，它不可能像历史资料那样为你提供一个相对自足的封闭系统，因而也就难以构成真正的学术“系统”。这里就突显了学术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传统意义上被尊崇的学术研究，是以文字为根本的，尤其经过乾嘉诸老的渲染，从搜集图书开始，历经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考订、传注、疏通乃至于义理，是一条学术的正途。所以同样是新兴的俗文学研究，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较大成就，因为它只要改变对俗文学的价值判断就可以了，其研究途径与传统的文史研究并无二致，如今小说、戏曲研究已成显学，即为明证。但是民间文学则全然不同，它是要以口头为起点的，并且以口头性为其本质属性，这方面可资借用的传统资源很少，有些有识之士曾呼吁建立民间文学的资料总藏，比如1937年胡适在《歌谣》周刊第3卷第1期上就发表《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但那只是美好的理想而已，没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做后盾，急切难以为功。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转变，早期歌谣运动的学者基本不具备这样的训练，大约要到193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留学人士的回归，民间文学研究才呈现了一些新鲜气象，其中以西南民族调查引发的神话学研究最为典型。
不过，这样的学术转型并没有带来民间文学学科的兴盛，因为这些研究都不以民间文学本身为指归，而是拿民间文学作资料，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反而因此弱化了。这里就牵涉到了学科问题。作为新兴学科，民间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可资引援的学术传统，反而与一般学者的正规训练颇有隔阂，那么它要兴盛，只有靠西方学术的强力引荐。但是在西方也没有民间文学的专门学科，它主要与民俗学的学科名义比较接近。民俗学本身在欧美各国的学科定位就差异很大，偏偏对中国早期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人类学派民俗学，这一学派关心的是民俗的社会功能，即使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也只对其中的古代文化遗留物感兴趣。更要紧的是，民俗学本身在欧美国家的学科地位就很成问题，除了在芬兰、挪威、瑞典等北欧诸国因为特殊的原因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在学术界处境尊荣外，在其他文化强势国家都很少能进入正规的学术教育体制。因此，民间文学在1949年之前也就始终没能进入正规的学术与教育体制之中，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所谓多学科的介入，换一句话也可以说该学科研究基本处于半专业甚至是纯业余的性质。民间文学的这种宿命，要到延安政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才出现根本的改观，不过那又带来别样的问题，其中原委过程另成话题，非本文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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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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