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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我国学界这方面的情形与我们应有的认识和态度
1. 1976年以后我国学界的新情况——思想到方针与外国学说、理论的大量输入
中国的民俗学到了解放后，只剩下一点民间文学同民间艺术还能在学术研究的领地存活，这一学科的其他重要部分都被排斥掉了。因为当时“左”的学术观点认为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都是资产阶级的学问，所以就不加扶植，不要它发展了。那么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为什么能存在呢?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的讲话对它说了好话。虽然毛主席讲它只是作为“萌芽状态的文艺”，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救了我们的民间文艺。所以我们在1950年初就能够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专门搜集、研究民间文学同民间艺术。假如没有毛主席这句“萌芽状态的文艺”的话，连这种状况都不会出现。当时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可能在学术界、出版界存活，所以在十七年内，基本上没有出过这方面的书，同现在的情形大不一样。
但是，关于民俗的搜集工作也不是一点也没有。除了民间文学同民间艺术之外，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在1955年左右开始调查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情况，这项工作当然要触及其民俗方面，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用政治的力量搜集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四人帮”倒了之后陆续印了出来。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搞语言的人很多，还有一部分是政治干部、文化干部。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讲，这些材料不是政治干部、文化干部。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讲，这些材料一定都很典型，但毕竟是他们从社会生活实际中搜集来的，而且语言学者所搜集的材料往往有其长处，因为不加盐添醋，比较忠实，跟一般搞文学的人不同。据我所知，现在许多省份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方出版的民族志资料，对于民俗学来讲是值得重视的财富，而且数量相当大。当然我们并不能满足于这些。
70年代末期，政治上提出了一个对我们学术发展非常有利的主张，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过去在学术上那条“左”的绳子绑得太紧了，许多东西都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原来的束缚，去掉捆着的绳子，让事物照它本来的道路发展，在科学研究领域，也就是让原来被束缚了的学术得到解放。这句话不是泛泛地讲的。实事求是呢，是补充“解放思想”的。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就是因为那种束缚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多少会打伤资本主义的烙印，那是自然的，他们要利用它。帝国主义要拿人类学来为殖民地的政治服务。民族学、民俗学也是这样，有一个外国学者写了一本《人类学与殖民主义》，是谈这个问题的。这点我们也知道。班恩女士的《民俗学手册》在序言里已经提到民俗学的研究对在殖民地的人有用。这个学科在资本主义，当然要打伤它的烙印，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同了，就打伤社会主义的了，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学科理应得到发展。因为我们研究的民俗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文化。
以后，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学术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摆脱了“左”的束缚，学术事业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主张救了我们的民俗学，也救了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救了很多的学科。在这种形势之下，不但民俗学，其他各种社会科学的学说理论也大量涌现。尤其是80年代，国外学术思想的输入形成热潮。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二三十年代就有人介绍过，但那是零零散散的；而在80年代有多少书介绍他的东西呀!他那本《图腾与禁忌》，30年代我们在海外就见到了，但是直到80年代，它采作为新书被介绍进来，并且很受欢迎。这时学术界理论的引进和探讨非常活跃，因为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同国外学术界没有交流了。学会建立起来了，外国的许多理论进来了，当然我们的民俗学业沾光不少。比如弗雷泽的《金枝》，有没有这个书的译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人文科学发展的方面的水平，这时它也被翻译过来了。班恩女士的《民俗学手册》、布鲁范德的《美国民俗研究大纲》(中译本改作《美国民俗学》，希望以后翻译外国著作时不要改名字，至少要写明原名是什么，后边的注和参考书目也都要保留)、道森的《民间故事论》(中译本改作《世界民间故事类型说》)、泰勒的《原始文化》、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中译本改作《世界民俗学》)都翻译了过来。
总之，近年来在翻译、介绍外国理论方面，学者们做了许多工作，上所说的一些重要著作业翻译过来了。但是仍有许多很有价值得著作没有翻译成中文，比如日本民俗学创建者柳田国男先生，他的全集有三十多卷，概论性的不是很多，他最重要一本《民间传承论》也还没有翻译过来。十多年来出版界在民俗学的译介上做了不少的工作，而是有些还是比较重要的。
2.有些偏颇倾向，值得注意
关于民俗学本身的理论或者密切相关的理论，我们已经介绍了不少。这些东西介绍进来当然是好事，因为它们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我们应该享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针对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
将外国的理论介绍进来殊非易事，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不一定需要介绍；对于重要的东西，译者要通晓它，用自己的话解释它，除了语言上的问题外，对理论本身要通晓。不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字人家就不容易懂，就是很忠实的译文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接受起来也可能有障碍。五四时期胡适之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这种学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理论，人们不是很熟悉的。那时我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是我看他的文章很好懂，很容易接受，因为他透彻了解了这个理论，用中国人能看懂的话讲出来，不是生硬照搬。
在引进外国理论的问题上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介绍者的因素，一个是接受者的因素。从接受者来讲，要运用这个理论，就必须要消化。国外的有些东西，我也常看，比如荣格的后期精神分析学，看了也不是完全不懂，但也不是太了然，假如叫我具体地讲他的理论，那我必须下功夫去消化它，要用中国人能看懂的话说出来。我如果要运用它，也要吃透它。现在确实有些人，像中国过去有句话说的，“囫囵吞枣”。枣子到口里面，你就得嚼，整个吞下去是不行的，那就不消化。要接受一种新的理论，特别是要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研究上，不是简单的事情，生吞活剥就不行。19世纪德国有一派天体神话学，认为神话中所讲的都是自然界的事情，这种观点多少是值得斟酌讨论的，特别是关于太阳和月亮的理论。德国人所研究的是印度-欧罗巴语系，在那里可能有些神话是这种情况，但是无限制的去用它就不行。比如太阳崇拜说，在有些学者那里到处都是太阳崇拜，把中国的神话都解释为太阳崇拜。中国的古代神话大体上我是知道的，除了一两个(像羲和神话)明显地讲太阳崇拜以外，似乎很少有太阳崇拜的神话，把这个理论过泛地区用不一定合适。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仅用一种理论去解释是不够的，现在不少学者提倡多角度的研究。比如歌谣作为文化现象，你可以音乐的角度研究它，可以从艺术的角度研究它，可以从思想感情的角度研究它，也可以从功能的角度研究它等等。再如结构主义讲深层结构，不是将事物的外形结构。它是一种哲学的考察、思索。对于一种艺术来讲，你可以找出它的深层结构，但是它还有其他种种方面，如美学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再如马林诺夫斯基地“功能论”(日本译作“机能论”)，它作为一种理论，对于文化现象。民俗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但它也只是偏用于一种文化(神话)去解释它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一种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此。一切事物都有其历史性，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角度。
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结构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故事类型学也好，形态学也好，都可以用，但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对于荤故事、荤歌谣，可能比较有效的解释就是精神分析学或者性心理学，因为它阐发的正是那方面的道理，其他类型的故事歌谣它能解释的可能就不太多了。一个学者，首先应该通达、消化了人家的理论，不消化的理论不能应用。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应用的一些理论也是不大消化的。比如20年代末，我跟一个朋友翻译了班恩女士书中所附得印度-欧罗巴语的故事形式，我就给应用了，好像背地里跟着应用的也不少，其实那时候就是枣子也没嚼就吞下去了，囫囵吞枣。当时我年轻，不懂，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把这个经验郑重地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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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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