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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动剧烈的行政空间和市场空间
喜洲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小镇, 人口逾万人, 多数为白族(93. 2%) , 少数为回族(6. 8% ) , 几乎没有汉族。这里存在两个由行政力量造成的空间概念:“喜洲街”和“喜洲镇”。它们与民国以来的行政区划经历的频繁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民国伊始, 喜洲建镇置闾邻, 改保甲制, 喜洲一带被划分为第二绥靖区,规模小于今天的喜洲镇。后于1939 年改区为镇, 喜洲又改称“五台镇”, 喜洲街一带改称“史城”。1950年, 喜洲设五台区、第二区； 1952 年设喜洲区, 辖一镇五乡； 1956 年建立乡政权, 辖农业高级合作社；1958 年喜洲乡又一分为二, 分别属于红旗公社和东风公社； 1961 年又设立喜洲镇, 辖13 个公社； 1970年, 改设喜洲公社革委会； 1983 年, 革委会改设区,辖2 镇11 乡。1987 年, 改设喜洲镇人民政府, 辖2办事处11 村。2000 年, 又撤办事处, 喜洲街七巷改称喜洲村。
现在的“喜洲街”, 囊括了以四方街为中心的七条“巷道”。它与民国时期的六座城门划定的范围吻合, 但是城门既不高大, 周围也没有城墙, 所以不可能限制和保护城里的居民。而且, 大理民房多朝东开门, 所以喜洲最东侧的房屋实际上是向“城外”开的。此外, 城内还有许多通道直通外界, 城门形同虚设。
这些城门至少在明代就已经有了, 正统九年(1444 年) 的“布 陈氏同穴墓铭”记载:“喜州之隶太和县, 前元时分封为州郡。其秀气为弘圭山所钟,直在于喜州之阳城, 城有四门, 隍堑今已夷没”[ 17 ]。民国时期, 城门在夜间关闭, 但是城边的通道还是来去自由[ 18 ] , 所以城内外的分界并不明显。
“喜洲街”的说法最早见于1916 年编纂的《大理县志稿》,“卷七·学校部·新制学校·男学”说:“喜洲公立两等学校, 在城北四十里喜洲街。”[ 19 ]可是直到2000 年, 喜洲街才由一个办事处改成一个行政村。
“喜洲镇”作为行政概念, 范围比“喜洲街”大得多。今天的喜洲镇包括了苍山的五台、沧浪、云弄三座山峰以东, 一直到洱海西岸70 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占大理盆地的三分之一。作为镇政府所在地,喜洲街集中了喜洲镇各种党政机关, 集行政、司法、文教等功能于一身。设在这里的公共设施和权力机关, 又不大与行政区划重合。例如,“喜洲法庭”管辖喜洲镇和湾桥镇两个镇级行政单位；“喜洲医院”则是大理北部医疗水平最高的一级甲等医院；“大理二中”是盆地北部最为正规、学历教育最高的学校。然而, 喜洲镇虽大, 但其居民未必都认为自己是喜洲人, 例如住在喜洲街西北5. 5 公里的周城人, 因蝴蝶泉、扎染手艺以及全云南最大村落的地位, 名气和经济状况已经远胜于喜洲, 所以他们大都称自己为“周城人”, 而不是“喜洲人”。
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喜洲”人, 却从不说自己是“喜洲街”的、或者“喜洲镇”的, 更不会说自己是“喜洲街道办事处”或者“喜洲村”的。给我留地址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云南省”、“大理市”, 却不会说“喜洲镇”, 而只是说“喜洲”。“喜洲街”东北的“城北村”,原属喜洲街道办事处, 喜洲村成立之后, 城北村被划归沙村。他的村民一直称自己为“喜洲人”, 但人们并不关心这个“喜洲”指的是“喜洲街”还是“喜洲镇”。下面我们会发现,“喜洲”并不等于“喜洲镇”或者“喜洲街”, 它是一个仪式空间概念。
我们可以说,“喜洲街”和“喜洲镇”是两个服从于国家决策的空间概念。它反映了在民族- 国家的建设中, 行政区划的变动特征。行政空间一再被重新划分。其结果, 新地名还未普及就已经更新, 以至于只有地方官员(而且多半并非出身喜洲街) 才清楚最近的政区变动, 当地人无法适应这种频繁的变化, 使行政区划制定出来的地名, 无法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导致行政地域布局更多地具备工具性意义, 基本上没有获得当地人的认同。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从不使用“喜洲镇”、“喜洲街”, 所以可以说, 行政制度造就的社会空间是外在于本土知识的。
“喜洲市”是有关喜洲的另一种地域概念, 实际上, 它同样被称为“喜洲街”。“街”又称为“街子”。“喜洲街”又叫“门前街”, 意思说集市就在自家门前。大理村落在民国以前, 一般没有固定集市[ 20 ]43。喜洲在明清两代是大理地区的商业中心, 这种地位在民国时期尤为明显。因为喜洲这里住着很多商帮大户人家, 有“穷大理, 富喜洲”的说法。因此,“喜洲市”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民国时期, 喜洲一带的集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网络, 并按照十二生肖的日历系统轮换开市。喜洲市与离喜洲较远的江尾、挖色同为三日一市, 在子午卯酉四日开市。另有六日一集的关街集市在上关开市, 时间在丑、未两日； 同样六日一集的“右所街”在寅、申两日开市。相对于江尾、挖色来说, 喜洲与关街、右所街更近些, 而离喜洲最近的两个集市“龙街”、“狗街” 则为十二日一市, 分别在辰戌两日开市[ 21 ]。这些集市出售的物品不同, 销售的方式也不一样。大理北部一带的居民, 都熟悉这些集市的开市时间, 有“空二赶三”的说法, 即每空两天赶一次街。有些商人“赶街子”的范围则更大。
可是, 这个轮街体系并不稳定, 昙花一现的喜洲商帮成为重要的改变因素之一。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喜洲市”只是一个十二天一次的小集市。《康熙大理府志》(卷六·仓库) 载:“喜洲市, 在城北四十里, 辰戌二日集。”[ 22 ] 《大理县志稿》(卷三·建设部·城市) 同样说:“喜洲市在县北四十里, 辰戌二日集。”[ 23 ]
地区经济的波动经常冲击这个轮街体系。1915年, 洋纱大批涌入, 使得以经营土纱土布为主的市场走向衰落。此时正值喜洲商帮的鼎盛时期, 喜洲市也很快转营洋纱, 遂成为地位重要的大市。每遇开市,四方商家和小手工业者到这里来买卖洋纱。1936年, 云南全面禁烟, 广种鸦片的大理农业遭到沉重打击, 地价下降三分之一[ 20 ]。1937 年抗战爆发, 大理商业又遭到打击。这两次来自外部的巨大经济冲击, 使得以贩运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喜洲商帮由兴盛走向衰落, 轮街体系也受到重大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轮街体系被摧毁了。1950年, 由于喜洲被划分为农村, 其过去的贸易中心地位被下关取代, 喜洲市被降格为“贸易小组”, 后又改成“供销社”(1952)。此后30 年, 商品交易几乎停滞, 到1983 年喜洲市重新恢复的时候, 仅仅是一个处于国家商业体系最末端的供销门市部。近年, 喜洲市多经营日用品, 服务范围基本上局限于近郊, 失去了往日辐射整个大理盆地的地位。
我在喜洲的住处临近喜洲市, 但是正如我很少听到有人提及“喜洲镇”、“喜洲村”一样, 我也很少听到有人提及“喜洲街”或者“喜洲市”。在喜洲市经营的商户, 多为当地的白族或者回族住户, 远远不能与喜洲市在解放前云集大理盆地各方商贾的盛况相比, 更不能与靠旅游业而兴旺的周城相比。很多喜洲人都去周城经商, 外地人则极少在喜洲市经商。
近年, 轮街体系有所恢复, 喜洲市则已经退出,因为这里“日日有集”, 不必来赶。而且, 喜洲市的商品多数限于当地人常用的杂货和副食。根据我的调查, 流连于喜洲市的人, 除了少数游客以外, 基本没有外地人。
因此, 我们可以说, 市场形成的空间在喜洲同样不稳定, 更由于它的衰落, 而脱离了本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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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200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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