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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口头文学作品的断代问题。由于许多少数民族都没有书面文学传世，只有今人记录和整理的口头文学，因此，撰写文学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期问题，而分期解决之后，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作品的断代的问题。这是民间文学研究者遇到的一个新问题。何其芳说，他在读《白族文学史》的时候，觉得它的材料是丰富的，对于很多材料的处理也是妥当的，但对某些作品的断代却有一些疑问。如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白族人民中也很流传，并且产生了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长诗。《白族文学史》把这些作品划入南诏及大理国时代，理由是估计在南诏时代梁祝故事已经或者开始传入白族。他说，编写者有三点根据，但他感到理由不足。他说：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汉族中的确是很早就流传的。徐树丕《识小录》卷三说，南北朝的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中就载有这个故事。但查现在还存在的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金楼子》残本，不见有这样的记载，徐树丕的话就无法证实。徐树丕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当时是见到《金楼子》是全书还是根据别的书的转引，甚至他的话是否可靠，我们都无法断定。我们如果谨慎一些，是不能根据他这句话来推断梁祝故事的流行的朝代的。现存的较早而又可靠的根据是南宋张津等人撰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二和元代袁桷等人所撰的《四明志》卷七都提到的唐代《十道四蕃志》中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根据这个记载，断定梁祝故事在唐初已经在汉族某些地区流行，是无可怀疑的。也有记载说梁山伯生于晋穆帝时（见蒋瑞藻《小说枝谈》所录《餐樱庑漫笔》中所引的宋人作的梁山伯庙记），但这当是传说，不一定可靠。而且传说里面说什么人物是什么时候的人，和这个传说产生在什么时候，也是两回事。至于那个白族调中的祝英台的祭文所说的朝代和年月，更是虚构之虚构，怎么能够根据它来推断这个故事的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呢？那个祭文中所说的‘大周定王’远在春秋时代，和传说的梁山伯祝英台是东晋时人又大相矛盾。这种时代和年月显然是荒唐无稽之谈，是完全不能用来作为考定梁祝故事的发生和发展的问题的材料的。梁祝故事在汉族中广泛流行以后，自然有传入白族地区的可能。但故事传入以后，要在白族中广泛流行，以至产生以它为题材的长篇民间诗歌，恐怕又还需要一些时间。要断定白族文学史中的梁祝故事诗产生的时间，不能单从这个故事什么时候传入白族着眼，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这些作品本身，从它们的内容、语言、形式、风格等等看它们到底像是什么时代的产物。我没有读到这些作品的全文，很难在这方面发表意见。但从《白族文学史》中所引的一些片段看来，并不像是很古的作品。所以把白族文学中的梁祝故事诗划在南诏及大理国时代，似乎是根据不足的。”［33］
口头文学的断代是一个普遍而又困难的问题。写文学史的人，不能想当然，也不能根据似是而非的材料，就草率地作出结论。白族文学中的梁祝故事诗的时代问题，就是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在断代问题上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何其芳对这个个案的解剖，既对编写者提高学术水平有益，也对提高民间文学的学科意识大有裨益。
与断代问题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主办单位发给与会者每人一份题为《苏联学者关于编写民间文学史的意见》的参阅材料。材料显示，断代问题，也是当时苏联学者们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他们当年正在编写多卷本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创作》，在第1卷的编者前言里就说：故事、仪式歌、谜语等，由于“没有包含一定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所以不能确凿无误地确定作品的年代。只是根据“历史事件的反映”来判断是有困难的，甚至会是错误的，因为民间文学作品虽然“奇特地伴随着历史”，但是并不等于是历史的例证和插图。［34］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作品中能够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反映”固然很好，但大量的作品是没有这种“历史事件的反映”的，尤其是那些幻想性较强的民间故事。
何其芳提出多民族中国文学史的设想40年后，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已经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融入中国文学史的不同时代之中。但张炯的《导言》并没有触及何其芳当年所谈的那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但何其芳的夙愿毕竟已经实现了。中国有了第一本多民族的中国文学通史！此外，祁连休、程蔷又另行主编多卷本的《中华民间文学史》，作为简本的一卷本也已于1999年出版。
（二）何其芳还强调指出，写作文学史时，在民间文学材料的处理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把自己的论断建筑在推测上。《白族文学史》在《南诏及大理国时代的白族文学发展概况》一节中说：“在目前搜集到的材料中，南诏时代的白族民歌尚未发现，但可以肯定，这时期白族民歌一定是很丰富的。”他对这种建筑在推测之词上的断语表示了异议。他说：“这种估计的根据是唐代樊绰的《蛮书》和《新唐书•南蛮传》中的三条材料。但这些材料也并不是都能作这样的解释的。比如材料之一是《蛮书》记载了当时洱海附近地区的商人的一首歌谣。怎样能从这样的材料就得出当时白族民歌很丰富的结论呢？这就不能不把论断建筑在一些推测之词上了：那个商人‘很可能就是在那里经商的白族人’，因此这首歌谣‘亦可能是白族歌谣’，而且‘估计这首歌谣原来可能是用白话唱的，《蛮书》所记可能是翻译出来的’等等。以这些‘可能’为基础，书上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由此可见，南诏时代的白族民歌是发达的。’但这些‘可能’究竟不过是可能。即使这些‘可能’都估计对了，也不过证明当时白族有民歌，怎么能根据一首民歌就判断当时民歌很丰富呢？”［35］在民间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考证有时是需要的，离开扎实的考证轻率地推衍出某种结论，不是科学的态度。强调这一点，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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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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