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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在1935年写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里说：“他们（民众）有着自己的诗歌，有着自己的小说，有着自己的格言，这些就是过去的文人和文艺研究者所不知道或轻蔑了的民间文艺，是组织和促进民众生活的利器，同时也是反映他们内外生活的明镜。”［28］他的观点，与顾颉刚一致，认为民间文艺是民众的文学。他还说，民间文艺是“集团”的创作，而不是个人的创作。这一观点又与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一文里说的“民族全体”的创作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全国解放后，钟敬文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在1953年为克拉耶夫斯基著、连树声译的《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写的序言里写道：“过去我们学术界中有不少学者把口头文学（我们更习惯的称呼是‘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的范围伸展得很广远，差不多除了那些封建士大夫、文人创作的‘高雅的’诗文和现代专业作家的一般作品之外，一切流传在民间的、多少有些通俗意味的作品都包揽进去。这里面，自然包含着真正劳动人民的作品，可是也广泛地包括了那些乡村地主阶级、城市市民阶级的‘口头创作’，乃至于封建士大夫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通俗作品。因为有着这种缺乏原则性的看法，就使某些粗心的文艺理论家误认为人民的口头创作是包含封建毒素的，是洋溢着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也因此使某些老实的文艺工作者对于高尔基许多称赞人民创作的名言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口头文学的问题，表示相当的怀疑。我自己虽然很早就认为只有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过去，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所创作和传诵的作品，才算得真正的口头文学，至于那些封建文人、城市知识分子创作的通俗文学和一般地主、富农及市民等制作的‘口头文学’，尽管中间有些也值得注意或者可以吸收的，但是，一般地说，这些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民口头文学，它的内容的和艺术的价值也不能跟真正的人民创作无区别地相提并论。苏联学者们所谓口头文学（或译作‘民间文学’），一般是指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和传播的语言艺术。……有了这样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须再像过去那样，把许多虽然流传在民间而本质上却不属于广大人民的东西算作口头文学或人民创作了。今后为着使大家对它的观念更清晰起见，干脆地废去那些界限广泛而意义模糊的‘民间文艺’一类的旧名称，采取‘人民口头创作’或‘人民创作’的新术语是有好处的。”［29］钟敬文在此第一次采用“人民口头创作”这个词语，来代替“民间文学”这一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并且认为“人民口头创作”一般是指劳动人民的创作。在他的倡导呼吁下，全国解放后，高等学校中文系陆续开设了“人民口头创作”课程。他的这一思想，在他为1955年4月出版的《民间文学》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再次加以确认并发挥。
从上面列举的几则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提倡重视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们怎样一步步地把民间文学定义为“人民口头创作”，又怎样把“人民口头创作”等同于“劳动人民的创作”的，青年学者们又怎样走入“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这一误区的。
何其芳指出：“民间文学和人民的口头创作不是一个同义语”。何其芳从讨论“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历史变化着手反驳“民间文学主流”论：“顾名思义，民间文学是产生和流传在人民中间的文学。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民都是指统治阶级以外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和阶层。劳动人民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但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一般的市民是应该算作人民的。人民和劳动人民是两个范围大小不同的概念，民间文学也就不等于劳动人民的文学。只能说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是民间文学的主要部分。产生和流传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市民中间的作品，其中一些民主性很鲜明，另外有一些却夹杂着封建思想和市民本身的消极落后的思想，那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不能把后一部分排除在民间文学之外。它们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还是显然不同的。民间文学也是有糟粕的，不必否认这些糟粕是民间文学。”［30］
何其芳还指出：强调民间文学的优点，强调作家应该向民间文学学习，都是对的。但如果强调到这样的程度，认为一切作家文学都不能和民间文学相比并，作家只能够向民间文学学习，别的文学都不必学习，那就错了。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作家文学的精华部分是可以和民间文学的精华部分相比并的。文学的历史还告诉我们，那些杰出的作家之所以杰出，并不仅仅由于他们从民间文学吸取了营养，而且由于他们继承了以前的作家文学的优良传统，包括他们本国和外国的作家的优良传统，而且更重要的，还由于他们自己有很大的创造。认为作家文学命定地比不上民间文学，不但不符合文学的历史事实，对我们今天的文学运动也是不利的。
（五）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有关问题
“大跃进”使我们的党和国家陷入了误区。但历史地看，“大跃进”时代也给我们留下了某些丰厚的历史遗产。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就是这份遗产中的一颗硕果。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来京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各自治区及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的部分代表和北京有关单位，座谈并决定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向建国10周年献礼，进而在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基础上，编著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同年中宣部下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出编选各地歌谣选、各地民间故事选和民间叙事长诗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这些由中宣部批准实施的计划，俗称“三选一史”。
编写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的构想，是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提出来的。何其芳是首倡者。他说过：“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31］参与这个构想的，还有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文学组的贾芝和毛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件规定，这项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这项计划被“文革”打断了。“文革”后，1983年3月7日中宣部批复，由新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所继续接手此项工作。《纪要》中规定的第一批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是：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朝鲜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白族、傣族、纳西族。接受编写任务的省区，展开了有组织的民族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的调查采录和整理工作。到1959年建国10周年时，已经有10种少数民族文学史和14种文学概况出版。1961年3月26日—4月17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选择《蒙古族文学简史》、《白族文学史》和《苗族文学史》三部文学史作为讨论的重点，就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学术研讨。［32］ 会议的最后一天，由所长何其芳作大会发言，作会议的总结。他在发言中，就文学史写作中提出的若干民间文学问题发表的意见，成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间文学的若干理论问题所作的最集中、最完整的一次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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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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