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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人民，这是真理，还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文学艺术就产生了，那时还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差别。等到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文学艺术也就有了阶级的划分。在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中间，文学主要是依靠口头流传和保存。这种保存方法是不如文字记载更能够传之久远的。因此比较早的人民口头创作很多都失传了。当然，在被文字记载下来的一部分古代人民口头创作中，就有很重要很可珍贵的作品，如《诗经》中的民歌，汉魏六朝的民歌，等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人的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还保存在今天的人民中间的口头创作，也有很光彩夺目的珠宝，还需要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发掘。但我们的文学史是不能把这一部分算作主流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文学史上的长期的大量的文人文学的存在。在阶级社会里，文学也有阶级的划分。但人民的文学之外的文人文学，虽然它的作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更几乎是全部），它却不是一模一样的。还必须再加以划分。在文人作家之中，有坚决地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的；有思想体系或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但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和艺术上却有可取之处的；有虽然也还没有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但他们的作品却反映了人民的观点和要求的；有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站在人民的革命的立场上从事写作的。情况就是这样复杂。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吴敬梓和曹雪芹等大体上都属于第三类。鲁迅属于第四类。施耐庵的生平我们还不大清楚，但从他的作品《水浒传》看来，或许也应该列入第四类。他们都是代表我国过去的文学的成就的高峰，在文学史上都是必须用专章来写的。怎么可以把他们的作品不算在主流之内呢？不算主流，难道只能算支流吗？”［22］
“民间文学主流”论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创作，而劳动人民是神圣的、不能亵渎的，从而劳动人民创作的文学也自然就应该是优越的、健康的、没有糟粕的。这关系到民间文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如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地位，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什么社会群体等。关于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什么社会群体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诞生以来，学界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直到20世纪末的近几年，也还有学者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阐释。［23］
就我看到的材料，郭绍虞于1920年写的《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说：“我们要宣传民众艺术，便应得注重普通所谓村歌俗谣——村歌俗谣四字，似乎有贬视的意思，实在这些都是国民情调的表现，简直可作为《国风•小雅》一例看待——这些歌谣，写的是真景，抒的是真情，会的是真意趣，是绝对真实的表现，是极端自然的文章。不管是田夫野老的所唱，是傍人渔父的所唱，或且出之于十三四女孩儿的口中，就歌辞来讲，情景总是很深，趣味总是很浓，就音节来讲，声韵又是无不调和的。自然的灵秘，不必一定是艺术家才能感受得到，才能表现得出，尽有不识字的人，自能运用质实，朴素，逼真的手腕，发为自然的歌诗，成为天地间的妙文。因为他并不懂得格式，所以不为格式所拘泥；他又不要雕琢，所以不受雕琢的累赘。……我人不要看轻这些俚俗歌谣，须知它在文艺上的位置，并不低下的。”［24］ 郭绍虞的论述侧重于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价值，但他也明确地指出这了村歌俚谣的作者是“田夫野老”、“傍人渔父”，他们都是些“不识字的人”的下层老百姓。
常被学界引用的胡愈之于1921年写的《论民间文学》一文说：“民间文学……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本的文学。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一个是成文的，一个是口述的不成文的。”［25］ 他说民间文学的作者是“民族全体”而不是个人。据我的理解，这个“民族全体”是“集体”的意思，是相对于作家的作品是个人的创作而言的。
董作宾则提出：民间文学是平民的文学。他于1927年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的《民间文艺》所写的《告读者》说：“从历史上演成的一种势力，使社会分出贵族和平民的两个阶段（级），不但他们的生活迥异，而且文化悬殊。无疑义的，中国两千年来只有贵族的文化：二十四史，是他们的家乘族谱；一切文学，是他们的玩好娱乐之具；纲常伦理、政教律令，是他们的护身符和宰割平民的武器。而平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垂青。但是平民文化也并不因此而湮灭，他们用口耳相传来替代汉简漆书，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艺术、礼俗、道德及一切，都尽量的储藏在他们的文化之府——民间文艺的宝库里，永远的保存而且继续地发展着。”［26］他指出，平民与贵族是对立的阶级，平民文化自然也是与贵族文化是相对立的。
顾颉刚在1928年写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说：“……他们（民众）虽是努力创造了些活文化，但久已压没在深潭暗宝之中，有什么人肯理会它呢，——理了它不是要倒却自己的士大夫的架子吗！直到现在，中华民国成立，阶级制度可以根本推翻了，我们才得公然起来把它表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世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但是我们并不愿呼‘打倒圣贤文化，改用民众文化’的口号，因为民众文化虽是近于天真，但也有许多粗劣许多不适于新时代的，我们并不要拥戴了谁去打倒谁，我们要喊的口号只是：‘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存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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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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