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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费尽心机地绕着弯子，既不能得罪“厚今薄古”的官方口号引火烧身，又要引导编写者们跳出“厚今薄古”的紧箍咒，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花较多的笔墨、用较大的篇幅去挖掘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他批评了那种用上卷写古的、下卷写今的做法。他说：“厚今薄古虽然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口号，但究竟还是一个针对学术界一定时候的偏向提出的口号，和学术工作的根本方针、根本政策还不同。”他用这样一句话就把那个闹得热火朝天的口号放到一边去了。他说：“由于学术界的确存在过厚古薄今的不正常的风气，这个口号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随着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有些人以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就不必再进行整理和研究文化遗产的工作，在学校里也不必给学生以必要的历史知识，不必读古典作品，等等。厚今薄古的口号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内容：我们的学术应该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为主，应该为今天服务；我们对待遗产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不受老传统的束缚；这样我们的学术活动才有创造性，才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但是，一定的口号和公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像这样一些基本内容就不是厚今薄古这个简单的口号所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因此，人们就容易只在厚今薄古这四个字的字面上着眼，就容易产生一些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他力图以绕着弯子的表达方式，来抵消“厚今薄古”这个口号的影响，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鼓励学术研究的创造性。
（六）关于民间文学里面有没有两种文化的斗争问题。两种文化的斗争，是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里提出来的一个论断：“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压迫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39］在民间文学里面有没有两种文化的斗争，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对列宁的理论原则的延伸，实际上是指承不承认在民间文学里面存在着精华部分，也存在着糟粕部分；如承认这一点，那么如何看待精华与糟粕的性质，即这种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情况，是来自于劳动者内部的进步与落后的差别，还是来自于劳动者与剥削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前面说过，到20世纪60年代，在民间文学界，这样的思路占据着绝对的强势：认为人民口头创作是劳动人民的创作，其内容和所表达的思想是健康的、向上的、积极的，而一切消极的思想和封建的糟粕，都是统治阶级强加的。这当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在当时却是打着马列主义标签的理论观点。何其芳的回答是：“民间文学里面有两种文化的斗争；但民间文学的糟粕的确很多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其中的反映；因此，民间文学里面的两种文化的斗争的形式还是表现得曲折一些；和整个社会上的两种对立阶级的文化的斗争还是有所不同。”［40］何其芳的这个回答，实在很蹩脚，或者干脆一点说，他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或错误的。他没有、也不敢说作为民间文学创作主体的农民，作为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的小生产者，其本身就天然地、自发地产生着落后的思想体系，而民间文学中的那些被我们今人看来是落后的内容和落后的思想，正是这些小生产者本身的必然产物，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同时也接受了大量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如果承认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也有下层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存在，而这两种文化在相互对抗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相互间的影响和融合。民间文学不也显示着这种既对抗又融合的印记吗？可惜，在这个问题上，何其芳还缺乏这样的思考。这也可能就是他的局限吧。
2003年5月14日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1期。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云南人民出版社合办。因文章篇幅太长，发表时，征得作者同意，将第1、4两节略去。这里是全文。——作者注。］
［1］ 何其芳《陕北民歌选•重印琐记》，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3月新一版，第290页。
［2］ 何其芳《陕北民歌选•重印琐记》。
［3］ 《陕北民歌选•凡例》。
［4］ 《移民歌》注释，《陕北民歌选》第218页。
［5］ 据张诚、金巍采访张松如遗孀吴翔回忆。《北京晨报》2001年6月28日据《沈阳晚报》文章。
［6］ 庞尼•麦克道高尔撰何其芳诗文集《梦中道路•导言》——《何其芳的早期生活和时代》（谢蔚英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文学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7］ 杨子《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人民日报》2001年5月28日。
［8］ 何其芳《杂记三则》，《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9］ 这两篇文章最早收入作者自己编订的《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建国后，钟敬文曾收入所编《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8月初版）。何其芳去世后，先后收入《何其芳选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和《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贾芝曾收入所编《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这些版本，都没有标明文章的出处。据作者在《陕北民歌选•重印琐记》里说，此二文是在重庆时为一个报纸副刊写的。
［10］ 何其芳《从搜集到写定》，《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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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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