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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批评了下面的这种倾向：三部文学史的有些地方，把民间文学作品中思想内容有矛盾、宣扬封建思想意识、表现因果报应或者有其他消极思想的部分，断定为是经过了过去的统治阶级的篡改。针对这种情况，他说：“我觉得判断作品的什么部分经过了篡改，这是应该十分慎重的。这种判断必须有可靠的根据。比如文字记载的根据，或者原先的作品还存在，可以和后来的作品对照，等等。不能仅仅因为作品中有消极的思想内容，不能代表人民，就断定是经过了过去的统治阶级的篡改。因为这些消极思想内容也可能是受到了过去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或者是反映了过去的人民的落后思想。如果轻易断定为经过了篡改，甚至按照我们的想法把这些部分加以删改增减，结果就反而把可靠的材料变为不可靠了，我们根据这些不可靠的材料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并非信史了。有了充分而可靠的材料，我们在处理、解释和运用材料的时候还要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不可牵强附会，不可断章取义，不可随意引申，不可选取对自己的主观想法有利的部分而抹杀不利的部分，不可使我们的解释和判断经不起别人查对原来的材料，不可把结论建立在仅仅是可能的基础之上。”［36］
（三）关于“左”的思想和庸俗社会学的阶级论的影响。在分析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不自觉地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套古代的民间作品，任意突出和拔高作品中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暴露的一个突出问题。何其芳委婉地批评了这种不正的观点和学风：“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时候，有些地方也还可以讨论。比如怎样用阶级观点来解释描写爱情的作品就是一个问题。《白族文学史》对于有名的《望夫云》的传说是这样说明它的思想意义的：先说它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歌颂爱情的主题，一个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主题，两个主题又是有机地联系着；后来又说，‘如果说《望夫云》中的爱情事件是现象，则阶级斗争主题是它的本质’。《苗族文学史》对于古代苗族情歌说，它们‘也是苗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阶级社会的文学都有阶级性，阶级社会的民间文学很多都反映了或者接触到阶级矛盾，阶级压迫，这是没有问题的。阶级社会的爱情也有阶级性，阶级社会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总是表现了不同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恋爱观等等，而且有些作品更通过爱情的题材反映了阶级矛盾，阶级压迫，这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一切作品，一切描写爱情的作品，都看作是以反映阶级斗争为主题。《望夫云》的传说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传说的思想意义和阶级性的表现也是比较曲折复杂的，恐怕不宜于把它们的主题都归结为反映阶级斗争。整个说来，阶级社会的文学当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全部苗族的古代情歌都说成是苗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需要把阶级性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概念加以适当的区别。”［37］
（四）关于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任何古代的民间作品，即使是杰出的作品，在今人看来，都是有局限性的，有的甚至还有消极因素。古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对古代的作品不可苛求。在研究古代民间文学时，必须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在20世纪60年代，“左”的思想影响着所有的学术领域，在古代作品的继承问题上，甚至在被认为人民性较强的古代民间作品的继承问题上，强调的是首先是批判，把批判放在前面，没有批判就谈不上继承。曾有一个时候，甚至提出过“越是精华就越要批判”的口号。在《红旗》杂志出版的《未定稿》上曾经连载过对《水浒传》的批判，在一段原文前面先写一段批判，很像是夹叙夹议，让读者先读批判、然后再读正文。这种“左”的思想，也对文学史的写作发生过明显的影响。在供会议讨论的三种文学史中，对每一部入史的古代作品，几乎都要写一段批判的文字，而且给读者以用今人的标准要求古人的印象。何其芳举例说：“《蒙古族文学史》对《江格尔传》、《红色勇士谷纳干》等作品，批评它们没有摆脱‘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观点，把主人公写成了个人英雄，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表现不足。但古代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以至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小说，差不多都是这样写的，是不是都应该加以这样的批判呢？古代的作者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们在作品中把个别人物写得很突出，一般人民群众写得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写，自然是和他们的思想有关的。但这里面是不是也还有一个文学特点的问题呢？这种作品总要创造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形式上是个人，实际上却是通过他们集中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愿望。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比较曲折反映现实的形式。”［38］
何其芳还举出《蒙古族文学史》关于《孤儿舌战钦达嘎斯琴》和《额尔戈乐岱》，《苗族文学史》关于张秀密叙事诗的例子，提出：不能要求作品里的人物具有明确的斗争目的，不能提出超越作品基本思想范围的要求，不能要求民间作品像作家创作那样细致和完整。同样，也不能对某些民间作品作不相称的过高的评价和赞扬。
（五）关于厚今薄古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陈伯达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以后，厚今薄古几乎成为全国各个学术领域里的方针。这个口号对民间文学领域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也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对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一时间大为减弱，甚至停顿下来，除了歌颂农民革命军的传说而外，“大跃进”歌谣、新民歌、与民间故事传统几无关系的“新故事”，成了民间文学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对“厚今薄古”的方针自然也是无法回避的，在如何贯彻这一方针上，与会者们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在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时，不必提“厚今薄古”的口号，因为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还发掘得不够，而且工作中并没有发生厚古薄今的偏向。有人认为“厚今薄古”既然是学术工作的方针，就应该在编写工作中也适用，就不能打折扣，就应该百分之百地加以贯彻。有人主张在篇幅上古的少一些，今的多一些。有人说不一定表现在篇幅上，主要还是观点问题，看对待古代的作品和今天的作品的态度怎样，是不是看到了两者本质上的不同，是不是有一代比一代强的思想。有人认为既要从篇幅上来表现，也要从对作品的评价上来表现。总之，谁也无法跳出陈伯达“厚今薄古”的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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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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