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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讨论关于“改造中国”还是“认识中国”，我的看法是目前“改造中国”还不太合适，主要的原因是，学者还是学者，他的主要角色是非常定位的，他不是一个行动者，多种角色置于一身我觉得做不好。社会学强调的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唯一的，而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更重要的。
四、进入乡村中国，认识乡村中国
庄孔韶（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发现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底
乡村社会研究的早期历史中，人类学和社会学合璧研究的现象随处可见，从葛学溥对中国广东乡村的调研到费孝通和林耀华的村镇研究均如此，而且后者乡村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还有效地平移到工业社会，霍桑实验的参加人就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联合作业，并没有严格的学科与身份界限。
当今的乡村研究，两个学科壁垒较前明显了，从量化与质性研讨的比重，到观察问题的切入点看，有了一些区别，但学理的叠压之处还没有完全脱却。
仅仅从学科的切入点看，今日人类学关注乡土社会首先是基于不同生计类型基底上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存在研究。这紧紧相关于人类学基础研究的四种基本生计背景：游猎、游耕、游牧和定居农业上不同族群与文化的传统多样性存在和面临全球化市场经济干预下的变迁及适应问题。因此，我们已经注意到无论是诠释性的理解研究，还是参与性的社会实践（例如建议性的或干预性的），均离不开对上述生态文化诸类别的基础性考察。中国境内在上溯半个多世纪的定居性干预下，诸多游动居住族群的被动性生计—文化变迁换来了西洋指标的GDP提升，却以两代人（从晚清以来有的地方是四代人）被迫克服心理压力（因文化中断所致）开发“新的”生活为代价，它的情况类同于强制性移民的遭遇，即在短期内快速改变生计方式或背井离乡，这样常见的情况是，不移动祖居地的生计方式变动同时造成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剧变而导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断裂”而无所适从（如终止游耕，变动生计），生理心理疾病丛生；而移动祖居地者则更增添了根缘失落的祖先认同心病，成为“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的巨大代价。这种快速文化变迁——包含最富于伤害的文化替代过程，等而次之的强制移民状态，以及原地变动状态，都因族群—文化主体性失落而使GDP数据背后的生存质量大受怀疑。特别是因剧变而引发的文化生存状态更为不幸，因为缺少时间缓冲的文化中断必定极大地影响族群及其个体的生存质量。只是我们难于知道以时间为维度的不同速率的文化中断状态到底有何种适应期能够使变动中的族群及其个体获得一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并且身心可以接受的缓冲期。如果一个乡土社区的居民既不能回到过去，又不能拒绝难以拒绝的从外向内（外来的规划者）剧变的前程，那末，我们只能为那些身临其境的族群祈求一个尽可能长时段的平安的文化适应期。因此，今日乡村社会研究的基础的切入点就是上述生态—生计—文化连接的人类学的观察，因为它是下述观察层面的基础。
乡村社会的制度与组织是又一个观察的重心，这源于族群区域活动的方式特点。人们是以宗族组织人民，还是凭借地缘、业缘的结合制度，抑或是信仰的支援活动，都将看到文化的深刻烙印。如果我们考察那些正规的主要是行政层级体制以外的所谓“非正规组织”（在多数情况下），那末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在民间日常运转的五花八门的“作为文化的组织”。社会学家的城乡社会网络理论紧紧和组织人类学视角有良好的学术交接点，参照社会网络的理论，我们正是在检索各种组织的功能性与机械性、内外联系的有机性，以及寻找其作为文化的组织的特征。其中，同生态与家园认同、族群认同联系，乡村社会血缘 / 地缘和业缘等的组织的文化内涵可以得到深度理解，这种深度理解的一些原则便可以转换到流动人口的诸多应用性课题之中。
当我们对乡村社会加以鸟瞰式的观察时，权力与制度的过程同作为文化的组织之过程始终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区域（族群）政治与控制的判断，需要理解文化的组织的地位；无视文化的多样性的凌空政治，不容易获得成功；此外，无论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自组织等，它们在权势的分布范围中如何运作，正是人类学关注的主旨，其运作过程下联环境与生态背景，上联情感、精神与信仰的原理，人类学的文化的诠释才有机会得以深入。
这样，我们需要着眼于我们的多民族的国度，乡村发展的内地平原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例如西南山地或西北游牧地带。当我们讨论华北平原的平面的市场圈、婚姻圈和信仰圈等的时候，在西南一些山峦峡谷地带却只有平面的婚姻“线”和立体层级交换（那里传统上的少数民族分层居住所致），学术观察的一律性实难涵摄文化的多样性。因此，难于存在不同区位的“一刀切”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方案。不存在一律化的发展计划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中存在着多样性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由各种“作为文化的组织”交互运作的产物，因此任何的发展计划如果不考虑那里的生计方式和地方组织特点，仅仅依照携带外来风习与价值观的实施框架行事则难以奏效。现在，大规模的国际国内发展项目，例如乡村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项目就常常能见到无视少数民族特定习俗、不屑一顾民间组织配合的情形，而最终以项目实施不力或形式主义而告终。所以，对特定社区的整体性观察，以及对正规组织和非正规组织的综合研究应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合作的较好选题之一。
至于情感、精神与信仰层面的问题，一直是快速变动的世界的普遍问题。世代相对不变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加上年轻人出走流入城市，留下老人，几代人住在一起其乐融融的传统农人家族生活早已七零八落，以致一部分农村在这种颓势之下，老人极为困惑。一位朋友的父亲一边收到儿子从城里寄来的钱，一边是孤苦伶仃地度日（尽管钱多了）说：“现在是为什么活呀？”反映了今日乡里人的情感、情绪失落状态已不能小视，而且心理精神疾病增多，伴随了一些农人试图追寻信仰的家园。一些新的外来信仰系统进入传统农村，冲击了地方文化，引发了村民之间的矛盾，不同民间组织的互动与交叉，人们找不到整合整个乡村社区的精神支柱，处于群龙无首之势。记得在一百年前中国各地发生教案时，曾经提及文化冲突的后果问题，然而，今日的宗教与文化隔阂还仅仅是一个方面，强大的全球性市场经济触角不断地侵入传统中国农业社区，从平原到山地，外来经济、政治与文化（大概主要是美国文化制度系统）的强势状态在改变着作物种植之选择（作物品种减少和集中，以适应商业运输和大面积种植），影响了超级市场的配置与商业内涵，也使乡村和城市社区的发展规划日益趋同。而地方文化却因青壮年流出农村，缺少了代际之间的衔接，老人又无能为力，最终冲击和淡化了农村的节日与民俗生活。然而，民俗遗产之内涵正是文化的核心与族群认同的根源。还没有哪个民族如此单一、直白地拿“恭喜发财”这类话语当成全民流行祝福用语，真让我们国人在这个世界大家庭中脸红，体现了当代一些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助推下被特别推崇的“财迷”心态，然而人类群体的古今与未来福祉从来不是只以金钱作为唯一的指标，于是在这个急匆匆的社会中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幸福与人生目的的问题。如果农村传统文化得不到稳固的传承，失去了文化的中坚力量和族群 / 区域文化的认同，就意味着文化的急剧中断，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传承承诺，如果不能重新获得民俗的力量，我们的乡土社会就没有幸福可言，我们的乡土精神正在被单纯市场经济的金钱力量取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没有文化精神寄托的乡村一定没有未来的前程，那末我们就需要和农人一同讨论和整理我们乡村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动我们已有的民俗生活，因为促成基层文化认同的民俗精神不能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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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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