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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
吴重庆（《开放时代》）：没必要声称“认识中国”是为了“改造中国”
雪峰屡屡强调“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只有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认识中国”才能促进并推动“改造中国”？是不是只以“认识中国”为目的的“认识中国”就无法促进并推动“改造中国”？如果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话，那我觉得你提的问题就是假问题，就没必要声称“认识中国”是为了“改造中国”。如果这个问题是不太真实的话，我们就应该讨论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也许研究者不以“改造中国”为目的地“认识中国”，可能会更有利于对中国问题的揭示。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学术有助于“认识中国”
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学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贺雪峰讲的，前辈的确做了很好的示范。他们当时做研究就是为了救国、富民，这强烈地影响到他们能够做出很好的研究。改造中国的目标确实是有利于认识中国的。这个姿态是怎么帮助认识中国的呢？我觉得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怎么落实一些方法和技术。比如“野性的思维”背后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先不理会别人的成果，更加注重自我的积累。这是一种方法，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姿态，不注重与别人的对话，而是我们更着重于不同经验的积累、不同概念的提出，这对理解中国是非常必要的。但现存的学术制度导致人们把其看作是不理智、激进的方法。第二方面是费孝通讲的“学术的正气”。我们不能把拯救中国整天挂在嘴上，而是要真正沉下来，要凭良心做学术。
例如，中国乡村政治研究有一个实践性的关怀，就是说乡村是有问题的，乡村需要发展。从这个实际上的关怀来说，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应该回应这个问题。深化中国乡村政治研究是乡村政治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根本上说，中国乡村需要改变，需要变好，乡村政治研究是探讨这个道路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切入点。这个意思就是说需要改造乡村，改造中国，更好地认识乡村认识中国。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在近二三十年的兴起和发展就带有这个痕迹。现在需要对这种实践关怀对研究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这种实践关怀。我的意思是，可以从正面讨论这个实践关怀对研究怎么能够产生正面作用，否则无法理解像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科学正气的强调；无法理解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来认识中国；也无法理解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特征的揭示，和对西学即批判又吸取的态度。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认识中国”需要一个冷却阶段
谈到我们做乡村研究的不同类型，我觉得雪峰对“认识中国”还是“改造中国”的分类，有点过分夸张了，我同意吴重庆的看法。其实，很多研究都有很深的价值关怀在背后支撑。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有一些可能只是纯粹完成一个论文。
在我们过去的乡村研究中，比较多的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特别是从政治性、政策性问题出发，选举，乡村治理，农业税等等。从政策问题出发，最终的目的也可以定位在解决政策或提出政策，但中间要有一个后退，由一个政策问题激发，又怎样把它转化为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认识中国”的问题，这中间可以和我们的学术传统，无论是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传统结合起来。我同意雪峰讲的首先我们要有问题意识，就是说在中国做研究目的是什么？不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不是纯粹为认识中国而认识中国。但在有一个具体问题之后怎么办？这就需要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一个冷却阶段。
为什么需要一个冷却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强烈的“改造中国”的愿望，这种热诚有时候会有危险。雪峰讲到社会学的中国传统，他提到三个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这种热诚我是非常敬佩的，但是说到毛泽东在社会调查方面，我觉得他有很多思考就因为他的热诚非常强烈，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所以他的调查会比较容易受他的“改造中国”这样一个目标方向的引导，有时候会容易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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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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