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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写文化”的概念。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是一本对人类学民族志加以反省的名著。他指出了我们所有书写背后的东西，所隐藏的意识形态、隐含的政治是什么。书中指出，民族志叙事的客观性在被打破，而民族志的生产或制造过程却越来越受到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类学家们的关注。人们开始用各种新的书写方式来表达经典民族志所恪守的客观性观察的不可能。这样的一种反思也间接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反思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到中国而带动了一批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开始使用一种更加自由而不受学术概念范畴限制的书写形式来表达乡村的政治，曹锦清的获得不断重印的畅销书《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一书就是作者以日记体的格式对于黄河边的乡村政治的日常细节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以纪实的报告文学形式，运用社会学的实地调查放大来对安徽乡村农民生活状况的书写而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农民调查》；2007年出版了两部同样是采取类似纪实文学同时又强调自己的民族志基础的中国乡村政治的研究，一本是于建嵘所撰写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另外一本则是华中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吴毅撰写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这四本书代表了不同时段的中国农民问题。
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问题意识极为鲜明，这些作品的作者通过实地的调查和观察提出当下乡村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像《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一书，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一个做调查者”，然后让对方表述我想要知道的东西的主人姿态。而且他关心的东西非常直接明确，就是在自我意识里非常凸显的权力关系，即干群关系。而其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仪式生活等各个方面就没有在书里得到凸显。
吴毅在《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中试图借用本土概念比如书中所提出的“擂”和“媒”，有点像西方政治术语里的“压制”和“协商”，作者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来建构老百姓和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他与曹锦清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纯粹政治的一种关怀。而乡村其他方面的东西，借用奥特纳的一个概念“消毒”，没有真正去理解农民有自己的政治和政治学，这种政治学在这些研究者的眼中变成了只有支配和抵抗这一向度了，其他的向度都从他们视野中消毒消掉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用本土概念？我们提炼那些本土概念的意义究竟是在哪里？如果可以用大多数人熟悉的概念来说明，何必再用这些本土的概念？我们现在已经发明了很多本土概念，比如说“面子”、“人情”等。这些概念不是抽离于生活的，一定是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中才会发生作用的。这种概念可以统合当地人的整体观念。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确实曾经提出过“库拉圈”（kula ring）的概念，“库拉”是当地人的本土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的吸引人之处是在于它虽然是一种交换，但是跟西方社会所惯常理解的、从来不加反思的经济交换的概念却是大相径庭的，而费孝通在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开篇就提出了“家”（Chia）这个本土概念，他的初衷是要表明中国乡村社会中“家”的意义及其独特的文化的表达，那是跟西方人自启蒙时代以后所理解的“家庭”（family）有所不同的一套文化与价值观念。而这样的一种本土概念与主流的分析概念之间的这种差异性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挑战性在《小镇喧嚣》这本书中所提出的“擂”和“媒”这两个概念中显然是看不到的。
于建嵘的《当代中国维权抗争》没有注意到奥特纳对詹姆斯•斯科特的批评，这个批评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重要的，即认为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是“缺乏民族志视角”的，缺乏民族志的深描。我认为于建嵘的书里带有很多的跟国家去对话的姿态，而没有真正从老百姓理解政治的独特性和全方位表达政治的可能性上来讨论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确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可能是西方的既有概念，比如“国家”、“社会”、“支配”、“反抗”等概念没法涵盖的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可能需要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来思考。在认识这些现象的过程中，第一步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三峡移民的例子，已经清楚地显示出理解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有很丰富的描述，但是缺少丰厚的理解。这就是我对乡村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的一个判断和认识。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
中国社会学最应该继续的三大遗产应该是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是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改造和建设新中国，而改造和建设新中国的前提是认识新中国。毛主席认为，要改造中国，就需要首先认识中国，要认识中国，就需要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就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就需要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梁漱溟认为，只有对中国社会特殊的性质有了深入理解，才能真正有效地建设中国。费孝通也有同样的认识。
换句话说，中国三大社会学遗产的共同点是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统一，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造中国社会和建设中国社会，而没有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的目标，认识中国社会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1980年代恢复社会学以来，事情变得有些古怪。一方面，政策部门通过小岗村大包干的实例，证明分田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从而发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只要调动了农民个体积极性，就可以发展农业，解决温饱问题，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就是让农民的劳动成果归他们自己所有。政策部门一分就灵的朴素认识与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拍即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证明分田到户合理性的有力武器，分田到户成为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普适的灵丹妙药。分田到户前后，中国可灌溉耕地面积的增加，化肥供应的大幅度提升，机械的普遍使用、农药的生产、种子的改良等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全被农民个体劳动积极性所取代，真是“人有多大积极性，土地就有多高产量”。
这样一来，政策部门的研究就变得容易，只要跟领导人到各处一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了。理论是不需要的，有了经验，有了个案，有了眼见为实，就可以制定政策，就可以改造中国和建设中国了。
但是，理论并非一点用途没有，至少，理论可以作意识形态论证，典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分田到户所作的意识形态论证。但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也已经落伍于世界。
因此，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自1980年代重建社会学以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译介西方理论，由译介，到学习，再到希望能对西方社会科学有所贡献，大量的中国学者开始用中国经验来验证、补充、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希望发展西方理论。遗憾的是，毕竟中国封闭多年，虽然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中国经验”的论文和著作，却似乎很少有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贡献，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心因此大为受挫。试图用中国经验来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的队伍很庞大，包括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中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博士生所写以对话为目标的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刻意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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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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