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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刊将陆续推出“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和“西学三十年——古典西学在中国”两个专题。“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专题为今年9月19日至20日本刊联合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开放时代论坛”的部分成果。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行政学院、南通大学、山东工商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歧阜大学以及主办方山东大学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近40名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专题内容系根据会议现场讨论的录音整理而成（部分未经发言者审阅）。本专题的内容次序及标题为编者另行拟定。限于篇幅，本次论坛上涉及中国农村具体问题的研究报告及讨论不在本专题之列，读者可通过本刊网站作进一步浏览。
一、开场
林聚任（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从理论和方法上反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与《开放时代》杂志社组织这样一个研讨会。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顾一下，这三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哪些理论、哪些方法值得我们去回顾反思。关于反思的方面，我觉得一方面要从理论和方法上做反思。一个学科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就应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与方法。所以，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它在理论与方法上是不是成熟了，包括是否有了自己的学派，自己的学科体系。农村社会学成熟的标志首先就是在理论方法上的成熟，我觉得应该从这一方面去做些回顾反思。
冯小双（《中国社会科学》）：反思恰逢其时
改革开放三十年，无论是学界还是其他领域都是一派回顾反思之声。我们这个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反思恰逢其时。2001年夏季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在湖北荆门开的学术研讨会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做乡村研究的学者。大家在那个会上尽情争论、互相学习。从那个会上看到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希望。现在七年过去了，我们再聚集在山东济南，看到了很多当年参加那个研讨会的学者，还有很多中青年学者，我非常高兴。这个反思到了时候。现在一起认真地对三十年来农村社会研究进行反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二、“问题中国”与“问题乡村”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
乡村研究者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志这两个手段描述中国乡村、理解中国乡村，这些人很多并不能严格地说是人类学家，但是他们运用这两种方法，写出来的作品更像是民族志。我想讨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志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生产出来的。我关心的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先谈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概括中国乡村的概况。中国近三十年的乡村研究笼罩在了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之下而不能自拔，以贺雪峰教授为领军人物的研究者们作了一些关于乡村的调查，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他们延续了从晏阳初以来的对中国乡村的整体的看法，即把乡村笼统地界定为一个问题的乡村。问题是什么？每个人的关怀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是贫困，有的人认为是“贫弱愚私”，后来的一些视角也都在用这样一些特征性的东西概括中国乡村。所以现在“三农”、“农民”已经成了多少有点特殊性意味的词汇。这样就不能从全方位呈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乡村和农民。这样就引出一个话题，不论这些学者、文本的撰述者如何想走一条稳妥的路线，但实际上受到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对西方的依赖与排斥的影响，使得我们没法逃离东西方话语的结构，也就使得很多的问题看起来都像是回应西方人的概括，或者是赞同它，或者是否定它。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制造了一个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应该是贺雪峰等一批学者所提到的“原子化”，讲的是中国乡村共同体现在的状况。非原子化的村落共同体的概念或者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一再指出的跟泥土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都显然是跟早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做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或者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谓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二元区分密不可分，以此为对照，中国乡村正在走向解体、崩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原子化”。“原子化”这个概念有很多含义，有道德的，有家庭、社会组织的含义。这其实是西方既有的对城乡二元划分的延续。似乎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走出去了，这个社会就不再像农村了。但是我们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即在中国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老百姓不断走出去同时又回来的复合体。可以来看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在明朝非常多的农民要想尽办法从地方官员或乡绅那里获得一个“路引”，使他们能够出去。当时也不像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一定是固定在乡土这样一个空间里。我觉得“聚合在一起”和“分离出去”这两面复合在一起是农民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只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打工出去、老人小孩留守下来，你会认为它是原子化。但是在节庆、在行使重要的一些礼仪的时候，或者是像汶川地震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又回来了。那么这样的“原子化”似乎要打个问号。
另外，我们的一些宗族的研究，像贺雪峰、仝志辉等学者早期做的一些关于乡村治理与宗族的关系的研究，在探讨乡村自身的结构跟外来民主观念的碰撞。这种关系不是不存在，但有一个转变。政治学家用了“善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沿用了西方最新的对民主观念的认识。这看起来似乎是在用比原来的“自治”或“宗族”更高明的办法来解决乡村的问题。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利用当地的资源让当地的老百姓妥善地管理自己，看起来是超越了原来的自治，超越了宗族的新的办法。但这实际上隐藏了一个困境，就是从软权利方面重新再给乡村的政治制定上一个符咒。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统怀”（governmentality）的概念被颠倒过来使用，成为把统治与关爱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和目标，这便是所谓在现代世界上到处都在推行的善治。非洲如此、拉丁美洲如此，中国当然也没有例外，大凡接受西方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观念的国度都试图在这一政治目标上付出努力。背后隐藏的问题是，西方给了非洲很多钱，非洲政府必须按照他们的理念行事。如果我们未来也遵循这样一种“善治”模式的话，可能带来的问题是需要提醒的。对治理观念和乡村政治的误读在今天需要得到重新认识。虽然是一字之差，“治理”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借用了福柯的批评，把他的批评正面用到乡村的治理当中，变成所谓的统治的艺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少的乡村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冲突，但同时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乡村的改造，新农村运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最近我们开始在受灾的地区做文化保护和社会恢复的工作。地方政府可以拿出很多钱，让老百姓去投票，选出他们未来希望的政府。但实际上这个未来的政府的一些任务已经被界定得很清楚。所谓的“善治”是用资源满足当地人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一定意义上是被建构出来的。徐秀丽、俞可平等人早前做的乡村治理的研究最早引入了西方的概念，但是没有反省性地与中国乡村结合。所以如何重新在中国乡村去理解类似西方治理观念的成长过程，而非照搬这样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乡村面临巨变的时期，尤为显得及时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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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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