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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乡村法律运作的问题时，我曾经明确地指出，当国家的权力渗透进民间的交往活动中后，原本互惠的礼物经济转变成为了一种不平等的权钱交易。{35}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当国家因素渗透进关系运作的场域之后，原本人与人之间相互约束的礼物交换转变为了国家控制下的一个分子，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初衷就是要把国家疆界范围内的每一位公民都纳入到国家的控制之下，所有纷乱的“关系”都要重新被表述成为整齐划一的一种“关系”，根据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可以是政治关系也可以是经济关系。民间社会每一次新关系的发明，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现代理性国家单一化管理机制的冲破。在个案二中李力均办的那家制冷公司的改名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开始是以一个城市空间范围来命名企业的名称，但民间商业的活动是不能够局限于这一个狭小的范围的，另外商户之间信任的基础恰是要看你的企业的背景和来头。因而，李力均理解到这一点之后，就实施了各种的关系运作的计策，把一个市级公司的名号改为省级公司的名号。这样争相改名字的做法成为那一时期办企业的时髦。我没有对这一课题做更深入的细致研究，但是我搜集的乙村的另外一个个案或许更能够说明这里所提出的论点：
个案五：暖气炉与三通
乙村的赵言现在办的企业仅次于村长赵文泰。赵言很爱谈论政治和国家政策方面的话题，一见面就显示出他这方面的敏感。在我们之间将近五六个小时的交谈中，他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评价有关国家限制超薄型塑料袋生产的政策。现在北京已经明文规定要取缔超薄塑料袋，赵言自己在北京的大钟寺开着销售塑料袋的摊位，具体情况也比较熟悉，谈起这个话题也就很激动。
他认为，北京准备投资4个亿来治理超薄型塑料袋，但怎么个取缔法儿并没有落实。他说流入北京市的60%到70%的超薄塑料袋都是来自雄县这一带，而必经之路就是固安到大兴这条公路，要真想查堵在大兴就可以了，不必要在北京市的各大市场里去抓。政策执行紧一段，松一段，这实际上说明主管部门根本就不想从根本上杜绝，而是借此来为自己捞好处。赵言打了个比方说，国家有些政策本意是好的，但是到了下面就走了样。就像暖气片一样，总书记是暖气炉，下面则是暖气管道。上面100度，到了下面就成60度、50度了，当官的就是上下的接头，需要有三通、四通的本领才能够当干部。但他说他没有这个本事，因为自己上下一般粗!
据赵言讲，中学毕业后就在县企业局找了份工作。后来在1983年的下半年回到了村里办企业。他办的第一个企业就是电缆电器厂。当时在这一片，也是办执照办得算早的。为办营业的公章，前后就不下6次跑公安局。最初公安局的人说，只能用“河北省安新县王家寨乡乙村个体经营电缆厂”，赵言认为，挂了“个体”两个字，做起生意来很困难，经再三要求，最后公安局只是同意改成“河北省安新县乙村个体经营电缆厂”。这样的名字听起来还是不能很好地开展业务，赵言希望改成“河北省安新县电缆电器厂”。但公安局个体部不同意，最后个体部的部长就跟赵言吵起来了，赵言最后说了一句：“你们算什么人民公仆!”那位部长就回应道：“我不是人民公仆，法院写着‘人民’两个字，而公安局没有写!”
关系闹僵以后，赵言只好回到家里跟他父亲赵水说明了情况，后来他骑着车子带着他父亲去了一趟县公安局。那时候他父亲虽然人住在村子里，但是还挂着县人大常委的头衔，到了公安局找到了局长。赵水说，自己是带儿子给公安局的同志赔礼道歉来了。另外，也希望具体办事的人能够一视同仁，按政策来办事。赵言在转述父亲这几句话时表现出很佩服的样子，一再向我说他父亲这样几句原则性的官话，再加上赵水在县里的影响，公章的名字终于改成了“河北省安新县雁翎电缆电器厂”。
这一个案清楚地体现出关系运作中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仅仅是通过名称的区分就可以实现，个案中的“国营”和“个体”、城市与乡村的区分是国家施以社会控制的基本分类范畴，国家的代理人把这些名称的类别当成是可以租赁的资本来经营。个体为了冲破这种限制而采取了不断地更改称号以使自己在关系运作中更具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个案二中的李力均将一个市级名称的公司改作省级名称的公司，又想尽各种办法从国家的有关部门获得一个“科技型企业”的名号，如此他便可以承揽更大型的项目，在与商家谈判时他也更有自信心，对方对他也更有信任感。个案五的赵言则是千方百计要把自己办的企业名称中的“个体”两个字抹去，抹去这两个字的意义就在于，他的企业脱离开了国家的控制或者说活动的空间范围更为广阔了。正如赵言自己所言，国家就像是一根又粗又直的大管道，留给个人的是一些又细又弯的小管道，需要精明的行动者安装不同型号的三通四通，来使自己呼吸顺畅，游刃有余。
虽然“关系”的概念是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但其内涵已经随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实践而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建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逻辑，是对现代国家对个人的整体性控制的一种冲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Scot)的弱武器的概念在这里基本适用，也许民间社会在巧妙地运用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交往方式这种“弱者的武器”来打击国家的全方位的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控制。{36}杨美惠数年以前的田野调查已经表明，国家主体的控制与民间的反控制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运作的最为核心的特征。{37}
上述两个村子的个案已经说明，“关系”的内涵是在一种文化实践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在新的国家控制机制下，传统社会礼尚往来的关系运作被重新界定，并赋予其“不正之风”的恶名，一句话，新的文化实践带动了新的关系内涵的建构。陈午晴曾经将中国人关系实践的特殊性描述成是一种类似游戏的运作逻辑，这种运作逻辑的核心特征就是其“模糊性和差序性”，其并非是突显出来的规章制度或者法律条文，而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中的心领神会。{38}这种关系规则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不同时期关系实践的内涵都会得到更改，每一代人建构关系的途径在最基本的逻辑上是大体一样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就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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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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