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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关系”与想像性建构
对中国社会中“关系”现象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在中国大陆新的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使得原本在经济短缺的条件下所衍生出来的“拉关系”和“走后门”的文化实践，转换成了“批条子”、“跑批示”的“寻租—腐败”的话语批评。这个时候“关系学”的概念，成为社会交往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11}
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华人社会中，由于依赖转口贸易而带动的经济腾飞，使得传统的中国文化被重新书写，以应对经济快速增长而文化尚被标定为落后的尴尬境遇。这个时期，亚洲“四小龙”的概念得到发明，并被塑造成为可以与西方抗衡的东亚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符号。从本土的动因来解释亚洲的经济腾飞成为一种时尚，“新儒家与东亚现代化”的论题成为最具合法性的论述主题。{12}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概念也恰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孕育而出的。{13}这样的学术关怀使得具有本土意味的语汇，如“人情”、“面子”、“关系”等成为本土社会科学家分析的焦点。{14}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结论就是相信，这些特质是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所独有的，而且这些特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中比较稳定的要素。何友晖等人的研究则以“关系取向”来表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与此相对的则是西方的“个体取向”。{15}
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四小龙”的象征意义打了折扣。虽然，因应着全球化的挑战，本土化的概念得到重新的修订。{16}但是，显然人们对本土化概念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不再相信经济发展与文化特质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更希望从多米诺骨牌的全球化概念中去寻求新的解释。{17}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再被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由稳定的特质所构成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接触中经历着不断的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个文化实践的过程。文化实践概念使得旧有的本土化的特质分离的研究范式受到挑战，研究者的主体性和被研究者的客体性之间不再是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而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18}此时，研究者被要求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看世界，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建构来看问题，最终还要有对本土学者自身学术实践的反省。{19}
这样的方法论反思，使得中国“关系”研究者清楚地认识到，“关系”不再是某一个文化中所独有的特质，重要的是考察在一种文化中，某种独特的“关系”实践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方法论取向使得过程的分析成为新的关注点。也许现象和概念在诸多文化中都有相似之处，但运作的过程以及凭此而思维的方式却是存在着文化的差异。一位身居海外的中国人敏锐地观察到，若是比尔•盖茨介绍一个人到一家美国公司去工作，那这家公司的老板就会考虑到，这是比尔•盖茨介绍来的人，素质一定不错;若是换成一家中资公司的老板，他一定会想，这可是比尔•盖茨介绍来的人，若是不用，如何向比尔•盖茨交代。{20}
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反省上述的洞见，不可否认，有关中国社会的国民性是经由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而型构的{21}，在早期来华的西方人笔下，中国人的社会成为他们构想与自己生活和思想不同的“他者”的原型，他们可以随意地将一点点印象夸大而成为整个中国人的特征。{22}在“我”与“非我”的二元思维逻辑下，有和无成为他们比较文化差异的基本方法，由此必然得出：西方是有理性的，中国是非理性的;西方是法制的，中国是非法制的;西方讲求程序正义，中国讲求人情面子;西方靠理性，中国讲关系。诸如此类的二元叙事，强化了一种本来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异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本土的人民自己表述出来的，而是借助西方早期的传教士和学者以及本土的谙熟西方人认知偏好的知识精英合谋而强加给当地人的。{23}
2000年的夏季，笔者曾经在河北省安新县的甲村和乙村两个村子做过一些实际的社会调查。{24}在此之前，我也曾经到这个村子来过两趟，后来又陆陆续续去那里考察，试图了解那里的村落精英与乡村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轨迹。这个地方四周都被白洋淀的水泽包围，只有一条新修的土堤跟外面的世界相连。由于缺乏可耕种的土地，这里祖祖辈辈都是靠打渔为生，只是后来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白洋淀水资源的变化，靠打渔摸虾已经不足以维持生计了，再加上经济政策的放松，许多人依靠发展塑料袋生产而逐渐富裕起来，两个村子大部分的人一下子都从渔民转变成了商民。生产和加工塑料袋的乡村工业才在这个地方迅猛地发展起来，并给村民带来了远远比打渔要多得多的丰厚的回报，结果以塑料袋加工为核心的乡村工业就取代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打渔摸虾谋生的渔民生活，并逐渐地造就了一批因为富有而成为村落领头人的村落精英，这些精英的作为也在影响着村落政治格局的演变。在调查的过程中，我特别明显的一点感受是，这里的村落精英都有一些跟外面的世界打交道的独特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在这些观念里，关系这个词汇也是他们经常使用并且特别乐于付诸实践的一个词汇。我结合我自己所调查的与本论题相关联的六个个案来进一步说明我所提出的对于关系的认识。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我所调查的两个村子都属于是白洋淀地区的水区村，中间是以一座小桥相互连接。很有意思的是，建议我们来这两个村子调查的人就是二十几年前曾经在这里插队教书的知青，后来这位知青回到了北京居住和工作，但他经常带一些外人回到这里来旅游和度假。其中有许多是外国人，据村里的人回忆说，来过这两个村的外国人有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这些人的言行经常会被当地人重新回忆起来并给予他们自己的评价。在乙村有一个情景永久也不会让我忘记，在那天的田野笔记中，我记录下这样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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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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