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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康巴藏区阿须草原上有个放牧的藏族孩子觉如，他戎马一生，统一多个部落建立岭国，惩恶扬善，造福黎民百姓，被称为格萨尔王(相传他是藏传佛教连花生大师的化身)，成为藏人世代怀念、至今尊崇的大英雄。关于他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的广阔藏区口口相传，这种传播方式令故事的版本、内容不断丰富，成为迄今世界上篇幅最长、仍在流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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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的川藏线上野花满山、湖泊澄净、水草丰美、牦牛肥壮，作家阿来开着越野吉普，与20多位媒体记者一道从成都出发，经康定、道孚、甘孜，直奔格萨尔的故乡——阿须草原，其间穿越二郎山、折多山、塔公草原、玉龙拉措圣湖。与蜿蜒崎岖的路况相伴的是沿途绝美的高原风景，随着车窗外藏人聚居的乡村、城镇逐渐清晰，康巴风土人情扑面而来。为了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他曾数次前往康巴藏区搜集资料、拜访说唱艺人、亲近山川河流。如今，新作《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付梓，在阿须草原上伫立的格萨尔像前，他手捧哈达面带虔敬，献上哈达的一刻也便了却萦绕心头的夙愿。于是，他称此行为“还愿之旅”。
一路上阿来时常扮演“独行侠”，偶尔路上停车休整，他会扛着照相机、三脚架离开大部队，用镜头瞄着花草牛羊雪山圣湖，似乎他与一朵野花一头牦牛更有话说，“我不太喜欢‘群众运动’，独来独往多好，就像我写小说一样”。在阿坝藏区马尔康县长大的他到了康巴地界像是倦鸟归林，精气神十足，三四千米的海拔全不当回事。
阿须那夜，阿来住在巴伽活佛家的藏式客栈。外面的雨声和犬吠时断时续，屋里灯光昏黄，映得四壁彩绘神秘悦目。晚饭时他喝了青稞酒，还信口唱起西北花儿，像是意犹未尽，点上一支烟，他仿佛说唱艺人似的打开了话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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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并不觉得自己重述《格萨尔王传》有什么意外，“我是藏族人，从小就听过格萨尔王的故事。虽然童年正值文革时期，当时这些传说被禁止讲述，可格萨尔王对藏族人来说太重要了，哪怕不是听说唱艺人讲，断断续续零星的故事仍旧听得到。比较系统地了解这部史诗，则要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格萨尔王的故事再度在藏区流传，政府也做了一些书面整理的工作”。
踏上文学之路的他对这个题材更加感兴趣，“这个题材之所以吸引我，是我可以借‘重述’实现对历史、对藏族文化的重新认识。”不过他从来不是着急的人，对待写作尤其如此，只是静候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写《空山3》的时候，他开始考虑“重述”的事情，《空山3》的写作进入尾声，这个念头愈发强烈，他知道是时候了。“大致的故事框架我早就心中有数，格萨尔从天上下界、拯救百姓、建立国家、征服四方、功德圆满、回复天界……我主要是在细节上下功夫，从古至今，格萨尔王的基本故事差不多，不同的说唱艺人却能说出不同的效果。”他所理解的故事讲得好不好，第一是情节是否生动，第二是有没有意味，语言好不好，毕竟故事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另外他也看重故事里有没有思想。
动笔之前，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百多年来，国内外关于《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成果很多，藏区也有不少史料，这些需要仔细研读、拣选、核实，才能接近历史，接近故事原貌，为此他至少读了上百本与此有关的书。“像这样高度虚构的史诗，有些内容其实可以与历史对照，就像《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对照。《格萨尔王传》的还原难度在于它没有一个《三国志》那样的史学底本。崇拜是抽象的，如果‘重述’回到学理层面，就要把崇拜放在一边，何况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消极的东西，藏文化也一样。格萨尔王的故事发展到后来，宗教因素越来越多，我得在写作中调整进而还原。”他解释说，一方面要还原《格萨尔王传》与历史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把后来宗教色彩浓厚的史诗还原(接近)到它最初产生时的民间色彩上，“淡化宗教色彩，甚至还有些反宗教的意味”。
为了找到适合史诗题材的叙事语言，他翻阅了《伊利亚特》、《奥德赛》等欧洲史诗，参考它们的文体，“我们今天的有些小说，叙述方式好像明清话本，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重述’，太油滑”。他还参考了不少历史著作，因为“叙述上很大气很沉稳”，《圣经》、《古兰经》他也读了一遍，“那里有简洁、诗意的历史”。
相较西方小说而言，他觉得中国小说的空间感比较差，“我希望我的小说有空间感，这是需要亲自游历才能实现的”。三年里，他一趟一趟地往康巴藏区跑，除了此次“还愿之旅”所到之处，他还去过德格、白玉、色达等地，遗迹、传说就在高原山水中，在普通藏人的讲述里，“这里我已经是第三次住了。”他指指阿须这家藏式客栈的天花板。
分布在藏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是他重点拜访的对象，听他们边说边唱，询问他们的身世、生存状态，“时代变了，如今的说唱艺人群体呈现萎缩的状态，他们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他无奈地说：“当然我拜访的不止是说唱艺人，你知道，在中国，不管多么偏僻的地方总有些热爱地方文化的人，我也去拜访这些人，看他们写的文章。这些传说连同这些地理信息，风土人情，在我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立体的概念。现在一说起阿须啊道孚啊德格啊，我脑海中就浮起一幅立体的地图。”
他非常抗拒“采风”的提法，“那意味着点到为止，采风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非常形式主义的词。我更愿意把我的前期准备称作‘田野调查’，我是在做学术研究，虽然我不是学者。就像台湾学者王明柯那样，我读了他的《羌在汉藏之间》、《寻羌》，觉得我的前期工作方式和他类似。
长期酝酿的腹稿加上充分的准备，一待动笔，他写得很顺畅，“我写小说从来都经过深思熟虑，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写起来没什么困难和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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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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