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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检讨"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我们看到，"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本身并没有问题。陈铨认为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个人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对于民族主义阶段的文学，他的概括是："到了第三阶段，中国思想界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阶级为中心，而以民族为中心。""在这一阶段中间，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极强烈的民族意识。"13陈铨的概括并不准确，比如"社会主义"这一词就用得很有疑问。抗日战争之后，民族文学的确蓬勃兴起，但并没有达到他所描述的程度。但陈铨的真正用意显然不在于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概括，而在于提倡民族主义文学，他说："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应该"以民族为中心"，"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与外国人平等。"14"二十世纪的政治潮流，无疑的是集体主义。大家第一要求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必须要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然就同归于尽。"15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提倡以民族为中心，要求民族的平等与自由，提倡文学上的民族主义，高扬民族意识，于情于理，我认为怎么也不为错。
况且，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并非口号，并不空洞，而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比如陈铨说："文学家不但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还要保持民族的个性。""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来说，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学要有贡献，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16又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能够永垂不朽，必须要把自己表现出来。""没有民族文学，根本就没有世界文学;没有民族意识，也根本没有民族文学。""民族文学运动应该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两者互相为用，缺一不可。所以民族文学运动，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17单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错，事实上，上述很多观点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
对于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陈铨提出六个方面的定性，它们分别是："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不是口号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运动应当有特殊的贡献"。18可以说，不论是大的观点还是具体的论述，陈铨的这些思想至今仍然还具有活力，至今仍然不为过时，还特别具有现实针对意义。
所以，我认为，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战国策派的"尚力"、"英雄崇拜"、"权力意志"，鼓吹战争，在政治观和文化观上当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左翼文学把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和法西斯主义相混淆19，这在今天很难让人理解。贺麟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确是一种革命运动，不应当把它与沙文主义式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相混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外观上是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其内在意义是反抗保守的军阀和封建主;文化理智方面，它是对过去的传统和习俗的反抗。"20贺麟通常被认为是战国策的重要成员，贺麟这段话既是对战国策派的辨污，同时也是进一步申明战国策派的观点。难道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有错吗?江沛先生评论战国策派的文学主张说："文学是人学及其关照的特征，早已在近代民族危机和中国政治社会的压力下避于一隅，工具性成为新文学的一大特征，为现实服务成为第一指归。以文艺激发'民族意识'，成为文学家的共识，而并非战国策派学人的独创。战国策派学人不满足于文艺救亡，着眼于培植'民族意识'，以文学为工具改造国民劣根性。"21这段话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说"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文学家的共识，这就过于绝断，实际上，如上所述，情况远比这要复杂。但江沛先生说的"民族意识"不论是在笼统的文化上还是在具体的文学上，都绝非战国策派首创，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回顾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有它深刻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救亡"意识的产物，属于"救亡"话语，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启蒙主义运动具有同样的性质，属于整个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至上"是晚清以来民众以及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救亡压倒一切。自由知识分子把自由看得至高无上，但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自由，容忍国民党的独裁，这是非常可敬的，有传统儒家的"大义"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战国策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与国民党政府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文学"和代表国民党政府观点的"前锋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具有某种相似和重合，也即被卷入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国民政府的"帮闲"作用。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实际政治性，陈铨当时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他曾说："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文学来帮助它，发扬它，推动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战国策派要与国民党政权合作的原因，当然也反映了战国策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但另一方面，陈铨又试图冲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政治性，他说："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问题。"22也就是说，他试图强调民族主义文学作为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的独立性。但这种说法在当时事实上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并不为左翼文学所理解和接受。
正是在如上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撇开政治的原因而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理论进行重新清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作为政治工具其反动性是一回事，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纯粹的理论其合理性又是一回事，我们应该把"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性和理论性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我们不能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否定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合理性因素。
(原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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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7-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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