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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引言】下面的这篇文章是斯图亚特·霍尔教授于2000年10月19日在位于密尔顿·凯恩斯的开放大学瓦尔顿·霍尔校园所做的帕维斯讲座的手抄本。这次讲座是在Runnymede Trust委员会1题为《多种族英国的未来》的报告发表一周后举办的。这份报告成为英国新闻报道的头版。斯图亚特·霍尔服务于Runnymede Trust委员会，参与起草了这个报告。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帕维斯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托尼·本尼特，主持了这次讲座及讨论。这次讲座通过网络已被广为传播到各国的听众，包括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这篇文章最初由凯伦·胡(Karen Ho)记录抄写，由赫斯姆德哈尔格(David Hesmondhalgh)和哈里斯(Fiona Harris)编辑。我们增加了一些解释性的脚注，以便帮助非英国的读者。
主席，女士们和先生们，老同事们，朋友们，《每日邮报》的政治主编和其他各种伙伴们，再次来到开放大学，我确实非常高兴，尤其是在这样的支持之下。或许你们有的人知道，但我想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帕维斯中心(Pavis Centre)是开放大学已故的一名学生馈赠的结果。这名学生曾在这里的社会学系学习，进修社会学课程，他英年早逝，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开设了这一社会学研究项目，我们每年一次的讲座和出版物就是这一项目中的一部分。一名学生给一个机构提供这么不同寻常的馈赠，这并不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想在开场白中对这种极其慷慨的行为表示感谢。
我选择了“多元文化问题”这一个题目。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大而又有限制性的题目。自从两年前我加入了Runnymede Trust委员会讨论多种族英国的未来以来，这个题目就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上星期三，发表了它的研究报告，当时我还没有从一场劫难中完全恢复过来。这一话题如此广泛，几乎涵盖了一切，我不可能在一次讲座中像全程的审判那样面面俱到。事实上，我确实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题为“多元文化问题”的讲座。今天的这次，我想是第五或第六个版本了，而且每次都能发现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把问题限定在过去我讲过的东西上。如果你们想问这个题目以外的问题，那也悉听尊便，如果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希望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多元文化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可讨论话题，它具有可分解的潜质，仍然有可探讨的余地。这一看法对你们来说，有可能显得不合时宜。你们确实有理由这样想：“我们早已了解了这一点。”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多年来，“多元文化”这一术语的确业已意味着一个扩散的、非常富有弹性的、模糊的、永远不得要领的领域：一片狼藉，包罗万象却找不出头绪。它涉及到五花八门的政治策略。因此，保守派的文化多元主义把差异性归结到多数人的习惯之中，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使差异性隶属于市民的普遍要求，多元论者的多元文化主义把差异性圈进各个社区联合起来的社会秩序中。商业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异国情调的“他者”视阈中开发和消费差异性，社团的多元文化主义则是以利益为中心来经营差异性。与此相应，多元文化主义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敌人。保守派以文化完整和民族纯洁为借口来反对它，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2自由派以个人自主和个体自由为理由来反对它。左派常常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将文化置于经济优先地位、瓦解了反对不公正和剥削的联合阵线，并据此来进行论辩。现代主义者则反对它的多元特殊主义而肯定西方价值的普世性。近几个月，多元文化主义遭到了新一轮的猛烈攻击。在一片批评浪潮中，新闻记者Yasmin Alibai-Brown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不再为我们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个共同叙事;它不再向年轻人言说，不会受到年轻人的青睐、确认，与年轻人所感知的世界相去甚远。她说，我们需要共同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与此同时，为了一个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创造和服务的世界，我们需要重新武装自己。这意味着，争论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Alibai-Brow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多元文化主义之后》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更激进的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布尔迪诺(Pierre Bourdieu)和他的同事Loic Wacquant最近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只是美国社会和大学特有的事情，但它却以一种非历史的形态影响到全世界。Slavoj Zizek(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忠实的基督徒黑格尔式辩证法的信徒)，坚持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种族主义，是多民族国家首都的文化逻辑。随着这一最新动向(同时也是启示录式的、还原式的和陈腐的新动向)的出现，车轮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大圈。
然而，我想说，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事实上所要关心的。这个术语指的是应对文化差异和现代社会异质性的不同策略。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主义”已经将它转变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信条，使之简单化，并把它固定到一个接合的情境中。由此，它把多元文化情境的异质性特征简化为一条枯燥无味的信条。好，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转向那些潜在的情景及其所遭遇的问题，既有实践上的，也有理论上的。在我的意识中，多元文化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正视许多不同社会的未来问题——而这些社会是由在这个世界等级秩序中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经验和地位的人们所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差异性不会主动消失。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和文化的同质性是无言的，不能指望它为行为、实践、政策和解释提供固有的共同视阈。然而，尽管如此，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社会却有一种坚强意志，可以一起建立一种共同的正义生活。所以，这个问题可以简而言之为：差异中的相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关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关注多元文化问题(multicultural question)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向少数种族的人群和社团发言的话，那么，多元文化问题，在我看来，则关心社会总体的性质，并由此表达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这个问题，我一直试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界定它。它需要关注一系列与差异性有关的问题。既要发掘出某些凸现的普世价值的潜在要求，又要发掘出自足自给的社会、各种独特的社会的潜在要求，其关键因素是一种以递增的或夸张的速度释放在这个世界的能量，这种能量似乎可以决定甚至撼动所有现存的整体性。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差异的游戏”(the play of difference)。我们可以在地区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层面上找到这种差异的游戏的踪迹，它也存在于社会内部的许多不同的场所。在地区层面上，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在这一国家中的所谓少数民族社区。在这里，据我们所知，“社区”(community)这个术语是非常不明确的。其模型是一种面对面关系的理想表现，据说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有时它可以界定一个单一村落的特征。它包含着一个和多个结合紧密、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并清楚地标明其外在界限的团体。对于所谓的少数民族社区而言，这个模型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别，这是一目了然的。当然也存在着密集重叠和交叉的变量。如：居住;位置;共享的地域和原初的文化背景;共同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在按照有权使用货物、财富和机会而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真实的和象征性的地位的相同性。我认为，正是这许多重叠的和交叉的变量，为共享的社区提供了现实因素。然而在这一语境下，“社区”这一术语还反映了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的某种共享的自我理解：一种强烈的团队意识;由共同的语言、宗教活动、历史、社会习惯、关系惯例(尤其是那些保存在家庭框架中的)所组成的紧密联系。在此，我们或许可以想到Brixton、Tottenham 、Moss Side 、Handsworth 、Toxteth 的加勒比黑人社区，或者Southhall、Tower Hamlets、Bradford、Balshall Heath、Chapeltown的亚裔社区。3现在，从另一方面，这些重叠的变量拒绝、坚决地拒绝被合并到永久分裂的社会范围之中。这些所谓的社区没有一个是种族隔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亚裔社区和加勒比黑人社区内部在阶级、性别和民族路线、社会态度和生活方式方面，尤其是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具有高度的区别性，并且变得越来越如此。这些不是惰性的社会变量，它们会主动地反映当代形势、内在关系和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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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6-06-0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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